欧阳祯人从拔本塞源论看王阳明与陆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年第3期。　　

　　

　　

　　　　　　　　　　　　摘要：本文依托于孟子的相关思想，以《拔本塞源论》为出发点，从文献入手，对陆象山与王阳明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从良知之心隔于物欲之蔽与功利之毒沦浃心髓两个方面讨论了王阳明对陆象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陆象山与王阳明都是孟子思想忠诚的继承者。《拔本塞源论》与陆象山的《与邵叔谊》等文献有着惊人的承继关系。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深受陆象山的启迪，是陆象山的思想之观点、角度、思路、构架的扩充、重构与发展。　　

　　

　　　　　　　　　　　　关键词：拔本塞源陆象山王阳明良知功利主义　　

　　

　　　　　　　　　　　　　　作者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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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山与王阳明的承继关系问题，本来学术界早有定论。全祖望云：“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1]钱穆先生进而指出：“（王）蘋师事颐，于杨时为后进。时最许可之，谓师门后来成就者唯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极称之。”[2]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说，王阳明的学问“特其与朱子之说不无抵牾，而所极力表章者，乃在陆象山”[3]。很显然，从程门的谢上蔡、王信伯，至陆象山已成“象山之学”，而王阳明则是这个链条上最大的承继者。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是陆而非朱，融汇儒释道，抽精摄髓，蔚为大观，其来有自。从黄宗羲、全祖望到钱穆把他们一以贯之的思想界定为“陆王之学”，已经成为定论。但是，中国目前学术界为了抬高王阳明而贬低陆象山的各种论调时有所闻，有的人还声称王阳明与陆象山没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立足于《拔本塞源论》，抽绎提炼，把王阳明与陆象山的思想进行比较梳理，抓住文本，打通血脉，考镜源流，究其异同，探索从陆象山到王阳明的一以贯之之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良知沦丧于“有我之私”　　　　　　　　

　　　　　　　　　　　　

《拔本塞源论》一文，是王阳明最重要的、深思熟虑的力作之一。虽然其文不是长篇大论，但却写得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深沉厚重。笔者经过仔细揣摩，则以为其文植根于孟子的性善论，穿越程朱理学的历史烟云，隐然与陆象山相通。王阳明尝曰：“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4]在《答徐成之》的两封信中，王阳明对陆象山的思想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包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自己题为“拔本塞源之论”，笔者据此姑且题为《拔本塞源论》。“拔本塞源”，其本意就是针对“有我之私”对良知之心的遮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佛教有论及，伊川亦有论及，然皆不及阳明既深且广，酣畅淋漓，且阳明讨论问题的角度亦有不同。“拔本塞源”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九年》，[5]陈荣捷的注释是：“拔去木之本，充塞水之源。”[6]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良知的遮蔽问题、社会的物欲横流问题。王阳明文章的原话是：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7]　　　　　　　　　　

　　　　　　

王阳明的意思是，人“心”之初，本来是赤子之心，与圣人无异。但是由于“隔于物欲之蔽”，外界的引诱，私欲的膨胀，遮蔽了人的心灵之纯良，在利欲熏心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之后，良知就逐步迷失了。于是“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们因此而变得“小”、变得“塞”了，也就是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意思。人的心灵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经不起外界的诱惑，“魂不守舍”了。有的时候甚至“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由于物欲的驱使，连父子兄弟都变成了仇人。大逆不道，行为乖张，见利忘义，有违天常，人已经不像人了。

应该注意到，王阳明的这种表述，用的全部都是孟子用过的语言。“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中的“小”与“塞”，出自《孟子》：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　　　　　　　　　　　　　　　　

把《孟子》的这两段话一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阳明的思想根基和话语前提都来自孟子。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家有目共睹，真正对孟子全身心投入，自称私淑孟子，并以之为标榜，对其绝对继承、追随、创发的人是陆象山。

　　　　　　　　　　　　　　　　　　　　

　　吾之学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8]

　　　　　　　　　　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9]　　　　　　　　　　　　　　　　

在《陆九渊集》中，类似的表达遍布于各个角落，俯拾即是。陆象山多次标榜自己与孟子的关系：

　　　　　　　　　　　　　　　　　　　　

　　　　　　某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10]根据陆象山对孟子的态度，以及《陆九渊集》的大量证据，再印照王阳明“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的相关表述，可以十分直截而确凿地看到，陆象山与王阳明在其思想的深处，厮守着同样的一个灵魂，那就是孟子。

所以，从长远的学术脉络上来讲，没有陆象山，就不可能有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不是从天上一夜之间突然掉下来的，其中固然有北宋五子及朱熹等人的激发，但是，相对于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关系而言，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全部都是桥梁、途径、手段，甚至是浮云。王阳明直追陆象山的思想，扩而充之，一以贯之，光大其学，有拨开乌云见青天的境界。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不能只看到某些表面的现象，而是应该擒龙打虎，抓住问题实质。经过层层比较，探赜索隐，阐幽表微，深究问题的血脉，可发现支持上述观点的文字，比比皆是。从孔子、孟子，经过程朱理学的积淀，特别是程颢、谢上蔡、王信伯，到陆九渊，再到王阳明，这一系源远流长的血脉关系是不能否定的。且看王阳明关于“有我之私”的表述，同样可以发现，在陆象山的笔下表述得十分系统、彻底，也是简易直截、直指人心。在《陆九渊集》开篇第一封信——《与邵叔谊》中，陆象山就有一段十分显著的文字：

　　　　　　　　　　　　　　　　　　　　

　　　　　　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其非耻矣。人情物理之变，何可胜穷？若其标末，虽古圣人不能尽知也。稷之不能审于八音，夔之不能详于五种，可以理揆。夫子之圣，自以少贱而多能，然稼不如老农，圃不如老圃，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启助之益，需于后学。伏羲之时，未有尧之文章，唐虞之时，未有成周之礼乐。非伏羲之智不如尧，而尧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尚可考也。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不谬哉？[11]　　　　　　　　　　

　　　　　　

如果平心静气把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与陆象山的《与邵叔谊》仔仔细细反复审读，认真比较，我们会发现，《拔本塞源论》的整体结构、行文思路，甚至思想的根源都受到了陆象山的深刻启发。陆象山的这段文字难道不是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一开篇就展示出来的观点、角度、思路、构架的扩充吗？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2]　　　　　　　　　　

　　　　　　

王阳明这段话讨论的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的问题，这也是笔者上引陆象山这段文字的核心。陆象山的意思是，人情物理之变及其相关知识，是无边无际的，即使是古代圣贤也很难说什么都知道。陆象山说，关键是要追求知识的最高境界，有的人表面上“穷年卒岁，靡所底丽”，仿佛学问大得很，但是，离古代圣贤的思想却是越去越远，原因是“自用其私”，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大源都弄得颠倒错乱了。陆象山的原话是“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这两句话的根基当然是孟子“天爵”之尊（《孟子·告子上》）、“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也是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的起点。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一开篇就指出，当今学子的学习本身“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这本来是陆象山《与邵叔谊》一信中的重要观点：“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不谬哉。”

陆象山的文字中“自用其私”的“私”，指的是“学未知至”的原因和结果，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小”与“塞”，是物欲遮蔽、利欲熏心的结果。王阳明说的是功名利禄腐蚀“沦浃”[13]的状态。陆象山在《与邵叔谊》一信中，指的是学者没有抵达“纯一之地”的昏盲地带。正是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陆象山的表述抽绎、精炼为“良知”的遮蔽。在《大学问》中，王阳明把“明明德”解释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根本原因就是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都是人“致良知”的结果。二者的关系是《礼记·大学》“明明德”与“在亲民”的关系，体用一源，一以贯之。[14]王阳明之去陆象山，几数百年，其间的思想领域，不仅有北宋五子和大思想家朱熹的深度沉淀，而且还有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的重叠与交融，彼此渗透，王阳明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王阳明把陆象山的基本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事实。

王阳明开篇所论的“暂明于一时，终将冻结于西而冰坚于东”等以及“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5]其实也是化解了陆象山的思想：

　　　　　　　　　　　　　　　　　　　　

　　　　　　学者大病，在于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人之言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只益其私，增其病耳。为过益大，去道愈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谓曲学诐行者，不必淫邪放僻，显显狼狈，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盖皆放古先圣贤言行，依仁义道德之意，如杨墨乡原之类是也。[16]　　　　　　　　　　

　　　　　　

王阳明之所以说“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7]主要是这些所谓学习圣人的学者私心太重，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不能定性。虽然暂明于一时，但是最终不是西边出问题，就是东边出问题。用陆象山的话来讲，就是私心太重，不一定是“淫邪放僻，显显狼狈”，而是“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这种人即便是历代圣贤的教诲“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但是“只益其私、增其病耳”，而且“为过益大，去道愈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他们就像杨墨一样的“乡愿”，花言巧语，八面玲珑，游而无根，唯利是图，没有主心骨，根本不可能达到古代圣贤的“天下之同心”。[18]

王阳明的思路与陆象山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学问》中，王阳明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来诠释“明明德”，就是基于内心的“明明德”，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扩而充之，在“亲民”的道路上，不断锤炼，推己及人，合外内之道，形成“天下之同心”。王阳明写道：“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提出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尧、舜、禹之相授受”、唐、虞、三代“人无异见，家无异习”，皋、夔、稷、契“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理想。[19]审读上面引用的王阳明的文字，可以发现，其遣词造句、整体思路，都深受陆象山的影响。例如王阳明“心学纯明”一词，显然来自陆象山《与邵叔谊》中的“日跻于纯一之地”[20]；所谓“纯一之地”，其实就是王阳明的心体之所同然的良知之心。王阳明所列出的上古圣贤的名字，也是受到了上面引文中陆象山的表述的启发。陆象山以点带面，以伏羲、唐虞、成周、孔子为榜样，映带出“伏羲之时”“唐虞之时”“成周之礼乐”“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的上古美好景象。我们看到在《拔本塞源论》中，王阳明抽精吸髓、分门别类、有条不紊的详尽表述，也是主张用上古的理想社会形态来矫正明代中叶的时代之偏，都是直接受到了陆象山的启迪。王阳明与陆象山之间只有表述方式的不同、语句表述的程度不同以及时代氛围的问题指向重点不同，而没有丝毫的学术路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哲学思想的差异。

　　　　　　　　　　　　　　　　　　　　

　　　　　　　　　　二、功利之毒沦浃心髓　　　　　　　　

　　　　　　　　　　　　

王阳明认为，三代之衰以来，深入社会骨髓的功利之心愈演愈烈，而“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21]，假之于外，而内济其私导致年长日久的影响十分深远，即便是极为优秀的人，都不能幸免。于是“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在王阳明看来，到了明代中叶，真正的圣贤之学，已经成为“煨烬之余”，成了一片灰烬。即使有一些有识之士“掇拾修补”，也无济于事。[22]对此，王阳明在文章中写得很沉痛，情绪很低沉。仔细阅读《拔本塞源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阳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很是失望，对自己的学问曾经所预期产生的效果也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罗列了各种功利主义的表现，这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后面，在笔者看来，依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思想较量：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23]　　　　　　　　　　

　　　　　　

自元朝以来，朱子之学都是国家的主体思想。所以，毫无疑问，王阳明所说的“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应该是针对朱子之学的，当然，他批判的锋芒已经直指君主。他说这种学问，不仅使人“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而且还脱离了基本的人生修养、视听言动的教养，整天为了名利而研究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等等，就像进入了百戏之场的小丑，“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最终都是为了名利而趋之若鹜的功利之徒，蝇营狗苟，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丢人现眼，斯文扫地，令人十分失望。王阳明用语之犀利辛辣、批判之深入骨髓，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了。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描述的形象十分具体：“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指的就是博取功名的科举考试。王阳明在其各种文字中有多处类似的表述：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24]

　　　　　　　　　　古之选士者，其才德行谊，皆论定于平日，而以时升之。故其时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礼义，而无有乎防嫌逆诈之心也；士之应有司，一惟廉耻退让，而无有乎奔竞侥幸之图也。迨世下衰，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上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上，而鄙诈日生。[25]　　　　　　　　　　　　　　　　

王阳明把“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都归罪于科举考试，与上文提到的陆象山的批判矛头指向是一样的。与明代世风日下的现实相一致的是，王阳明的语言用得也十分尖锐：“迨世下衰，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上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上，而鄙诈日生”，一切政治权力斗争的彼此倾轧、猜疑，一切社会的骋奇斗巧、世风日下，无不是科举制导致的结果。王阳明对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士人寡廉鲜耻之风深恶痛绝。而且，问题的关键是，广大士子世世代代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颠来倒去，皓首穷经，读的就是朱熹的书。

孟子哲学思想中有三大辨：善恶之辨、王霸之辨和义利之辨。这在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是响彻云霄的话题。然而，结合王阳明整体的思想，再把上面的行文一看，可知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始终都围绕着孟子的三大辨在奋力地前行。是孟子的思想光辉照耀着王阳明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然而，从陆王心学的发展脉络上来讲，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是陆象山首先穿云破雾，穿越了周、张、二程、谢上蔡、王信伯、朱熹的山重水复，坚定地树立起了“心即理”的大旗，消释了程朱理学中“性即理”的迷惘，彻底打造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26]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事外无道，道外无事”[27]、体用一源的工夫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时期朝野上下偏安一隅的状态，陆象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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