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147被盗的G
一、神秘的“厂”
我国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有一条无名河流，虽不宽却源远流长，曲曲弯弯流及三省八个地区，在群山之间穿梭，入则幽深，不知所向；出则平衍，田畴交错。有山峰数座参差其间，或突兀孤立，或蜿蜒绵亘，形成山环水绕、山清水绿、堰塘层叠、河滩十里的绮丽风光。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来到这里，先是技术人员勘查测量，继而在当地政府配合下动员老百姓迁移。随后是武装部队开进，画出禁区，设立岗哨。没几天，公路上每天出现大批车队，不计其数的卡车源源不断地运来建筑器材，工程兵日夜辛劳，大兴土木。一年后，这片无名天然风景区里平地拔起许多厂房，一家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厂诞生了。
这家工厂没有厂牌，对外称“厂”，这在当时便是保密工厂的代号，没有人知道或者深究这组阿拉伯数字的内涵。方圆百里的当地老百姓，只见不时有被草绿色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在武装军人的押运下进进出出，却茫然不知车上装的是何物品。几乎人人都感到神奇而新奇，却没有哪个敢踏进禁区一步去窥探。赶场天在集镇上遇见身穿胸前印有“厂”字样劳动布工作服的男女员工，也敬而远之，不敢多问半句。其时中国虽还没有颁布《保密法》，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厂”在当地人心目中，乃是一块神秘领地，独立王国。
其实，不但当地人，就是“厂”的员工，也不知自己供职的这家工厂属于云、贵、川三个省中的哪一个省或者中央的哪个部委，不知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零部件是什么产品，做何使用。从踏进厂区的 天起，他们就被告知“不该问的不准问”，就像当年老一辈共产党人从事地下工作一样。不但“不该问的不准问”，还有“不该去的不准去”，全厂员工的活动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厂部印制了各种颜色的通行证，以颜色来区别各车间、工段间的活动范围：一般工人和低、中层干部都只能凭通行证在各自所在的车间、工段、科室活动，只有厂一级的干部(他们中的 别是副厅级)才持有可以全厂活动的红色通行证，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晓本厂生产什么产品——根据国家到现在为止出来的成果试制新型国防武器及部件。原子弹的重要部件代号为“G-”的“能量转换裂变容器”，即是其中一种。
来“厂”工作的干部、工人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政审一直审到祖宗三代，本人表现从7岁查起，哪怕小时候偷摘过别人家树上一颗半生不熟的毛桃也不行。这种审查是否有用？说有用倒还真有点用，建厂几年来，这么大一个摊子，两三万人聚在一起，竟没短缺过一根螺栓一枚硬币，斗殴、赌博更是无从谈起，知晓内情的人都说“厂”人素质好。也许正因为受“素质好”的影响，工厂保卫部对“四防”中的“防盗”意识最为薄弱。
世上许多事物的道理就是如此明白无误：哪里薄弱哪里就有空子可钻！
年初秋，“厂”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特大盗窃案：原子弹重要部件“G-”失窃案！
这起特大盗窃案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下午四时许，总装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和厂保卫部驻总装车间保卫组组长三人，根据规定将经过将近一年努力方才完成的“G-”工件一起送往总装车间试压室，“G-”将在试压室接受各种压力测试，所获的数据如果全部符合设计标准，方可将该工件移交精度测试室去做各种精确度标准测试。三人向试压室当班值班长郦福林、厂保卫部驻减压室保卫干事鲍远昌当面移交，办好书面交接手续后立即离去。之后，鲍远昌也离开了，试压室里就留下值班长郦福林和操作员何家声。
根据该厂操作规程规定，试压室每班应有3名操作员、1名值班长。但这两天厂部举办“十六条学习班”(按：“十六条”即年5月由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两名操作员去参加学习了，因此只留下两个人。两个人也得干！郦福林断然决定：立即进行试压准备，然后对“G-”工件进行科学测试。何家声自无二话，马上做测试准备工作。这活儿4个人做，不消半个钟头，但现在只有两人，做起来就慢了，等到做好已经五点多钟了。郦福林生怕车间食堂关门，就让何家声去打饭，想吃过晚饭再进行测试。
何家声走后，郦福林在桌上摊开本子做“生产日志”记载。记了没两句，突然感到腹痛如绞，想大便，便连忙把“G-”工件放进保险箱，锁上，又将试压室门上了锁，三步并作两步往厕所奔。
郦福林从厕所回来后不到1分钟，何家声把饭打回来了，两人便在岗位上吃晚饭。饭后，郦福林说声“开始吧”，便去开保险箱。哪知拉开箱门，“G-”工件已经不翼而飞了！
多年后，当年近七旬的退休干部何家声向笔者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还感叹不已，他说：“当时，我觉得就像有谁朝我的头上狠狠砸了一拳，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先是一阵黑暗，接着似有金蝇乱飞！真的，我当时真吓得魂不附体。这种事情摊上，可真是杀头没商量的！”
“我好不容易定下神来，转脸去看老郦，这老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保险箱，就像木头人一样；他的脸色先是苍白，几秒钟后突然变得又紫又青，跟刚刚断气的死人差不多。然后，身子摇晃了几下，咕咚栽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值班长一昏迷，何家声更加慌神了，但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当年曾在朝鲜参加过穿插敌后的 侦察小分队，懂得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总算能保持慌而不乱，马上往总装车间办公室打电话报警。
“G-”究竟有怎样的重要价值，竟使值班长郦福林当场吓昏，把和美国大兵拼过刺刀的何家声吓得手足无措、耳鸣目眩？原来：原子弹也叫原子炸弹，是炸弹的一种，其爆炸原理是利用铀、钚等原子核分裂所生成的原子能产生爆炸，进行杀伤和破坏。“G-”工件的正规名称叫“能量转换裂变容器”，铀、钚的最初裂变就是在这里面进行的。“G-”的外壳由稀有金属铂制成，铂，民间俗称“白金”，其价值是黄金的10倍以上，而且难觅程度远高于黄金，因此，其贵重可想而知！据专家估测，“G-”的外壳材料价值就超过12万多元人民币，这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青年工人月薪只有三十来元的时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G-”的内部构件，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该工件如果被敌特分子窃往国外或者台湾敌对势力方面，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想象和难以表达的。
二、总装车间停产待查
其时是下午5点15分，总装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已经下班，接电话的是车间副主任、中班副值班长侯彭天，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军官，当过副团长，算是有些资格了，闻讯却也声音变调，话筒差点掉落到地上。稍停，侯彭天马上往厂保卫部、厂部总值班室挂电话报告，同时赶紧派人去家属区通知车间主任和党总支书记。
五分钟后，厂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就驱车赶到现场，带来了七八名保卫干事。“厂”是政企合一单位，保卫部就是公安局，来人皆身穿警服，配备有警犬、刑事勘查包等。林仲武原先担任过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处副处长，是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公安。当下听何家声、郦福林说了案件发生的经过，一面下达命令让部下勘查，一面马上用报话机和警卫部队联系，要求他们增派岗哨，封锁和外界的通道。
现场勘查结果很不妙：保险箱未发现撬痕，案犯是用万能钥匙开的锁，而且显然是戴了手套作的案，没留下半枚指纹；门、窗完好无损，也未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警犬嗅踪也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案犯使用了一种化学试剂，遮盖了他本人的气味，使警犬茫然无措。
这时，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等都驱车赶来了，听林仲武报告了案情和勘查结果，个个皱紧眉头。几个头头聚在总装车间办公室里开了个短会，作出决定：责成保卫部负责侦查该案，追回赃物；由厂部出面，向北京报告情况。
保卫部部长黄松上周作为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赴北京开会去了。这样，党委和厂部下达的“限期10天破案”的任务就落在副部长林仲武的肩上，这无疑是一个重任，重得他几乎直不起腰来！但任务再重也得干，而且得立即干。
林仲武做的 件事是成立专案组，他在笔记本上划拉了十几个名字，除了参加现场勘查的那七八位，还有保卫部驻总装车间保卫组组长刘军、试压室保卫干事鲍远昌和另外几个保卫干部。被圈出名字的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大部分调来“厂”前都是在公检法战线上干过的。接着，林仲武立即召集专案组成员举行案情分析会议。
案情分析会在总装车间小会议室举行，林仲武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无非一是宣布成立专案组，二是介绍案情，三是请众人“群策群力”分析案情。专案组成员从林仲武严峻的神情和沉重的语调及总装车间因发生该案后而产生的沉寂的氛围中意识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的微妙在于：如果案件被侦破，那就会受到表扬、奖励甚至晋升；反之，将会交厄运，写检查，挨批斗，调离保卫部。大家都是聪明人，这层意思不必林仲武说的，为了摆脱后一种可能性，案情分析会开得非常热烈。
个发言的是保卫部驻总装车间保卫组组长刘军，他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大个子，侦察兵出身，是直接从部队转业到“厂”的。刘军发言认为：“这是一起内盗案件，我说的‘内盗’，是指总装车间，即作案者肯定是总装车间的人，因为其他车间的人是不能进入总装车间区域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将侦查重点放在总装车间。”
刘军的观点得到一个保卫干事的支持：“对！侦查重点放在总装车间，先从试压室查起。”
林仲武把目光投向鲍远昌，这个三十岁的小个子，无论是个头、脸容和神态举止，无一处不显示出他所特有的精干和敏捷：“小鲍，你是试压室保卫干事，你谈谈。”
鲍远昌摇摇头，苦着脸道：“算我倒霉！刚刚调到试压室半个月，就摊上了这么一桩案件……”
林仲武打断他：“你别发牢骚！说说怎样从试压室内部查起吧。”
鲍远昌说：“若说现在正当班的甲班四个人，那便是可以排除嫌疑的。为什么呢？咱们一个个谈吧，那个何家声案发时在车间食堂打饭，见到过他的人多着哩！我当时在食堂吃晚饭，也可以算一个证人吧；再说郦福林，案发时他去厕所了，刚才我送他去医务室时他说了几个证人，我已经一一问过，证实了；还有两个操作工在学习班，案发后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询问，宣传部同志说学习班五点钟下班，当时两人都在。厂部离总装车间有五里路，案发时间在5点05分至5点10分，七八分钟里他们靠步行肯定是赶不过来的。因此，甲班四位均可排除。至于乙班和丙班的八位，我在这里不敢为他们担保，但要调查也是很容易的：凡是进出总装车间的都要在车间警卫室登记的，查一下他们是否来过就可以了。”
有人说：“哎！这倒是一个简便的办法， 关先从车间警卫室的登记簿查起，凡是案发时间在车间区域的，都有必要查一查，发现疑点的放在一边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林仲武点头：“言之有理！那就这样查起，这就开始行动。具体步骤是：先从警卫室抄下名单，然后分头调查，可以当面询问，让每个人自述案发时间的去向和证明人，每次询问都要做好笔录并请当事人签名按指印。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吗？”
众人回答：“没有了。”
“那就散会，立即行动！”
林仲武在部下去警卫室抄名单时，往厂部打了个电话，向值班厂长讨得一支令箭：总装车间当班停产，全体人员协助专案组进行调查。
总装车间共有干部工人多人，分三班，当班在车间的也有多人。由于车间区域大，岗位多，且是封闭式生产的格局，大部分人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起特大案件。停工命令一下，有线广播里传来上级的通知时，大家都给弄蒙了，一时间议论纷纷，猜测是跟当时最为时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关。
专案组两人一个摊子，各占一个角落，摆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拿着名单喊号。被叫到的人过去，跟他们面对面坐下，然后就据实回答各自在下午五点钟前后的行踪去向、证明人。众人起初还满不在乎，七嘴八舌，嘻嘻哈哈，后来看看苗头似乎不对，便不再说笑，都静静地候在各自的岗位上，等着叫到自己，好快点去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样一个个询问下来，等到三百多人个个挨到，已是深夜时分了。专案组成员重新集中，吃过简单的夜宵，各个摊子拿出自己的询问笔录，仔细阅读、分析，没有疑点的放在一边，有疑点的交给专案组长林仲武复核。这样又折腾了三个小时，然后集中讨论，将林仲武复核过的笔录逐份宣读，商议侦查方案。
当远处山村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时，专案组十几名成员驱车来到工厂家属区，分头敲开一些昨晚已经接受过调查的工人、干部的家门，重新要求他们陈述，不时提出一些有关被询问者本人或者他人在案发时间的细节问题，要求他们作出最详尽的解答。
个别调查告一段落的时候，已是红日初升。各种调查材料汇集到林仲武面前，经过甄别剔除， 剩下3个嫌疑人：总装车间上油工段操作工许茂新、方艳润和总装车间膳食科长宋鲁川。林仲武的目光在“宋鲁川”三个字上面停留许久，铅笔在许茂新、方艳润两人的名字上面划拉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传讯这两人！”
两辆警车驶进家属区，分别在许茂新家门口和女工宿舍前停下，带走了许茂新和方艳润。
许茂新，28岁，上油工段班组长，已婚，平时工作比较积极，曾被评为车间先进工作者。昨晚他上中班，在回答专案人员的询问时，自称案发时间在食堂吃饭，旁边坐着谁没有留心。经反复调查，案发时间在食堂吃饭的44人都有互证，就是没人看见过他；而另外至少有5人可以证明在5点15分即案发后看到他在车间里狼吞虎咽地吃饭。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方艳润，21岁，上油工段学徒，未婚，平时工作表现一般，很爱打扮。昨晚也是上中班，接受专案人员调查时，她神情慌张，语无伦次，说其时去厕所了，之后去车间食堂，路上曾碰到某某某、某某某。但据被她列为证人的那两个女工说，她们在这段时间里并未见到过方艳润。
许、方两人到保卫部后，分别接受讯问。方艳润何曾见到过这等秋风黑脸、拍案呵斥的阵势，进门就吓得掩面而泣，但却始终以沉默来对付专案人员。讯问她的专案人员都是吃过正宗公安饭的，对这种“沉默”不以为然，越沉默就越说明有问题，便从各个角度对她的心理防线进行进攻，只要攻破一个口子就好了。
这种进攻还没起到预期效果时，另一个嫌疑人许茂新已经开口了。他的开口使方艳润得到了解脱——
原来，许茂新虽是有妇之夫，却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动着勾引黄花闺女的脑筋，他把主意打到了姿色姣好的女学徒方艳润头上，一有机会便予以讨好、勾引。方艳润涉世尚浅，许茂新是手握小权的班组长，而她本身又是生性轻佻，为人风骚，没多久就投进了许的怀抱。但许茂新的妻子也是总装车间的工人，眼睛自是要扫着的，两人就只好偷偷来往。
昨天，许茂新的妻子因别人有事跟她调班，没来上中班，许茂新逮着了机会，一上班就和方艳润暗地 ：利用别人去打晚饭的机会幽会。这样，开晚饭时，别人都去车间食堂了，许、方两个便溜进了工段的小仓库，往地下铺了一层牛皮纸，抓紧机会行事。等到别人从食堂回来时，两人已经完事了，若无其事地去食堂打饭，却不料正扎进嫌疑人的行列。
许茂新一招供，方艳润也只好承认。专案人员当然不轻信口供，立刻去上油工段小仓库现场勘查，又从一旁的垃圾堆里翻出那张牛皮纸，展开一看，上面沾着的精斑痕迹赫然在目。找到了证据，专案人员这才确认两人不是失窃案涉嫌者。对许茂新、方艳润的伤风败俗行为，当然也不能姑息，当天就作出了处理决定：撤去许茂新班组长，行政记过一次；给予方艳润警告一次，延长学徒期1年。
许茂新、方艳润的疑点一排除，全车间有疑点的就剩膳食科长宋鲁川一人了。专案组长林仲武一个人独坐在办公室里，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传唤证”上那三个字——宋鲁川发呆。这张“传唤证”要在他签上自己的大名才算生效，钢笔就在面前，他几次提起欲签，但笔尖还没沾着纸又慢慢地放下了。
担任执行任务的保卫组长刘军在外间等得不耐烦了，推门而进：“林部长，警车已经开来了，就等着去了！”
林仲武苦笑着摇头：“小刘啊，你可能不知道，这老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若是搞错了，那后果真……”他咽下了后面的几个字。
刘军这才明白林仲武先前为何只圈出了三个涉嫌者中的两个名字，可他不明白林仲武为什么见小小的一个膳食科长害怕，此时又不便发问，只是怔怔地望着上司。
是啊！堂堂一个保卫部副部长为什么见一个小小的膳食科长害怕呢？这里面自有一番缘由……
三、独臂老红军
科长宋鲁川，江西永新人氏，57岁。别看他的官衔只不过是车间下面的膳食科长，但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在全厂比谁都早：他是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参加过长征，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经历二万五千里全部征程的老红军幸存者中的一位。
宋鲁川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留下过不少值得回忆的经历：他在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后，担任过周恩来的卫士；后来又给张国焘当过伙夫，还一度调到山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警卫营，担任保卫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安全的重任。抗日战争中期，“五一大扫荡”中，宋鲁川的左臂中了日本鬼子的毒弹，被迫截肢，成了独臂人。
此后，宋鲁川那冲锋陷阵的戎马生涯画上了句号，到后方从事后勤工作。由于断臂时常犯痛，宋鲁川沾上了酗酒的习惯。他不喝则已，喝便起码一斤烧酒，喝他个痛快。所谓痛快就是发酒疯，又打又骂，六亲不认。有一次曾把朱德总司令的坐骑打得逃之夭夭，又有一次把中央情报部长康生头上戴的帽子抛到空中，还对另外几位声威显赫的将领推推扯扯、拍拍打打地捋过虎须。为此，他没少蹲过禁闭室，否则早就提升晋级了。
新中国成立后，宋鲁川在华北一所军校当马夫，一年后让他退伍，死活不肯；逼急了扬言要揣着酒葫芦去北京闯中南海，吓得上级只好收回成命，把他调往工程兵某部当司务长。
宋鲁川在工程兵某部一边喝酒一边当他的司务长，酒喝得很凶，司务长当得也很好。因此，上级虽然见到他头痛，但位置坐得很稳，一坐就坐了十几年。年建“”工厂时，宋鲁川看上了这里的风景，主动提出要转业，上级求之不得，自是批准。
“”工厂接纳了宋鲁川，可是，副部长级别的厂长对于如何安排这位革命资格比自己还老的老红军却犯了愁，亲自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宋鲁川倒也干脆，自愿当司务长。“”厂没有这么一个职位，就让他出任了膳食科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 的“四清运动”)时，宋鲁川所在的食堂有人提出要他“洗手洗澡”(此系“四清运动”的专用术语，意即将自己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交代清楚)，被他一巴掌揍了个满嘴红。那主儿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当过侦察排长，擒拿格斗什么的乃是看家本领，但根本没法防得住宋鲁川的出手。人们这才知道他给周恩来当卫士时的武功尚在，再也不敢招惹他。
这样一个角色，保卫部副部长自然不敢轻易碰他。但不碰也不行，整个总装车间的疑点就集中在宋鲁川一个人身上：他坐在膳食科长这个位置上，是上常日班的，平时他上午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雷打不动。昨天却一反常态，5点钟没下班，也不待在食堂里，而是在车间区域里晃荡。根据厂规，这种“串岗”行为是不允许的，但宋鲁川身份特殊，无人敢干涉。车间警卫室所做的记载表明宋鲁川是5点13分离开车间的。而在5点03分至5点10分的这段至关重要的时间里，却无人能为其证明在哪里和在干什么。专案组在讨论案情时，有人提出这也许是他作的案，这老家伙没准想把“G-”工件偷出去卖钱换酒喝，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是知道“G-”的外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捞一个够他喝八辈子哩！鉴此理由和臆想的动机，专案组决定传讯宋鲁川。但林仲武在签批时，却又犹豫了：弄错了咋办？
这时，林仲武耳畔响起了厂部、党委联席会议的决议：限期10天破案！不禁一个激灵：已经过去将近20小时了，时间拖不起啊！心里一急，头脑里倏地冒出一个主意来：何不变通一下，由我出面约宋老头谈话，由同志们去他家里了解情况，看是不是有什么线索，然后再视情况而定。主意打定，林仲武唤来刘军，让他速驾车去请宋鲁川过来，又安排鲍远昌等人如此这般去做。
这天是星期日，宋鲁川不上班。刘军去他家时，老头子正在劈木柴，听说林部长有请，有些不高兴，骂了两句，但还是给面子来了。宋鲁川是个大汉，虽然年近花甲，却背不驼腰不弯，走路虎虎生风，疾快！他大摇大摆走进办公室，像尊铁塔似的往林仲武面前一站：“小林，找我有什么事情？”
林仲武连忙请宋鲁川坐下，不敢开门见山道明本意，只好佯称有事向他请教，真的现编了一桩警卫方面的事情“讨教”。宋鲁川不知是故意装蒜呢，还是真的没领悟意思，一本正经地说起来。老头子当过周恩来的卫士，张国焘的伙夫，彭德怀、左权的警卫排长，干保卫工作很有一套，谈起来倒还真有板有眼。宋鲁川谈得正起劲儿时，鲍远昌打来电话向林仲武报告：据宋鲁川的儿子、“厂”生活后勤处工人宋小川反映，他爹昨天傍晚拿回来一个白晃晃的罐罐，后来又拿出去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林仲武听了，寻思只要有证据就好了。他于是捺着性子候得宋鲁川说完，亲自动手给老头子沏了一杯茶，又送上香烟，划火点燃，然后小心翼翼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老宋，有桩事儿想打听一下……”
“说吧！”
“您昨天下班后——就是5点钟到5点15分这段时间里，在哪里忙呢？”
宋鲁川望着林仲武：“你问这干啥？”
“是这样的。昨天傍晚总装车间发生了一桩案子。”
“哦，是什么案子？”
“一个工件被人窃走了！”
宋鲁川眨眨眼睛：“哦，那个时间我在食堂后面的小花园里转悠，没看见有谁鬼鬼祟祟。”
林仲武望着镇定如初的宋鲁川，心里暗自好笑：老爷子，这事儿既然盯上你了，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他说：“老宋，是这样的，根据厂部和党委的命令，我们对昨天案发时间待在总装车间的每个人都要问一下当时在哪里、在干什么、是否有人证明……”
宋鲁川打断道：“如果没有人证明呢？”
“那就需要进行审查了。”
宋鲁川沉脸道：“老子没人证明，你来审查吧！”
谈话进行到这里，就没法再继续下去了。林仲武身为保卫部副部长，有批准拘留审查、逮捕的权力，但面对着宋鲁川这个老红军，他不敢贸然行使这个权力。他只好往厂部打电话，直接向厂长报告，请示如何处置。
半小时后，接到电话立刻放下手头工作的“厂”厂长，急忙亲自驱车赶来保卫部跟宋鲁川谈话。谈话是在密室中进行的，没有第三人知晓两人谈了些什么内容。就是林仲武，也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是不欢而散。
大约20分钟后，厂长从密室中出来，朝林仲武一挥手，怒气冲冲道：“隔离审查！”说着，大步走出去了。
就这样，宋鲁川被隔离了。
四、案情惊动周总理
“G-”失窃后的第三天，在北京参加国防科委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聚集于人民大会堂，他们被告知：中央首长将接见全体代表。
下午2点30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贺龙、聂荣臻、陈毅、余秋里、张爱萍以及当时开始大红大紫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等出现在与会代表面前。也是凑巧，“厂”保卫部部长黄松正好站在 排，周恩来挨个和前排代表握手，不时问话：你是哪个单位的代表？你原来在哪里工作过？你们那里的专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等等。这位名闻全球、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惯于利用每一个了解下情的机会。据曾在周恩来办公室工作过的人透露，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的发言中的有些材料，其线索就是从接见群众代表时所获得的。这次也是这样，当周恩来跟黄松握手时，听见黄松说：“祝总理身体健康！”便微笑着说：“谢谢！祝你健康！你是哪个单位的代表？”
“报告总理，我是‘厂’代表黄松。”
周恩来那两条英俊的浓眉微微向上耸了耸，说：“‘厂’？唔，向你打听个熟人——一条胳膊的宋鲁川，他还好吧？”
黄松一个愣怔，他已经接到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的长途电话，知道“G-”失窃和宋鲁川被隔离的情况，但他已经忘记宋鲁川曾经当过周恩来卫士一事了，现在周恩来问起他，他才突然想起来。在总理面前，他只有照实说了：“报告总理，宋鲁川卷进了一桩失窃案，正隔离审查。”
周恩来的眉头又是一耸，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往前走了。
当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国防科委招待所大院，从车里下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穿便服的男子，径直走进了招待所所长办公室。几分钟后，已经躺在床上的黄松接到招待所所长打来的电话，请他马上去所长办公室。黄松走进办公室，那男子站起来跟他握手：“黄松同志，你好！我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着，他亮出了证件。
招待所所长知趣地走了出去，还掩上了房门。来人说：“黄松同志，总理委派我来向你了解一下关于‘G-’失窃案的情况。”
黄松在知晓对方的身份后，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来意，他心里颇感忐忑：是周总理不知道这桩案件呢，还是知道这桩案件而不知道宋鲁川涉嫌被隔离审查的事，白天在人民大会堂听说了而派人来了解？如果宋鲁川是被错误怀疑的，而且一隔离还出了事，那保卫部这下子可惨了！忐忑归忐忑，说还得说。于是便把林仲武打长途电话向他汇报的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
对方听得很仔细，待黄松说完后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之后很客气地告辞而去。
轿车驶回中南海，那位工作人员来到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了黄松所陈述的情况。周总理听了，皱着眉头沉思不语，好一会儿，他才唤来秘书，吩咐道：“你立刻挂通谢部长的电话，我要跟他通个话。”
谢富治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太岳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第三野战军三兵团担任司令员；解放后，一度在云南军区和武警部队担任领导。这些部门，周恩来都未直接领导过，因此，总理跟谢富治的关系算不上“老”，也谈不上个人交情。周恩来对待这种下属，通常是随和而又严肃，热情而有分寸，见面时对方如无意外，一般不拉家常，直截了当把话切入了正题：“富治同志，我听说国防科委所辖的‘厂’所造的原子弹部件‘G-’失窃。这个案件，公安部知道吗？”
谢富治回答道：“总理，这个案件我是知道的，三天前发生时该厂就报告公安部了，国防科委也立即向公安部通报了案情。”
周恩来：“公安部采取了什么措施？”
谢富治：“我考虑到‘厂’是属于国防科委辖管的保密工厂，他们没有提出要求，也就没有派员过去。”
周恩来的声音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恼怒：“‘厂’虽属国防科委管，但并不是军队编制，全厂上下没一个人是穿军装的。非军事单位发生如此重大的案件，已经上报公安部了，你还不管，这符合哪条规定？真是乱弹琴！”
周恩来修养极好，即使十分恼怒也从不骂人，“乱弹琴”是从他口中出现的 一级的发泄。谢富治知道这点，有点心慌，动了动嘴唇想作解释，周恩来已经接着往下说了：“丢失的是原子弹重要部件，如果落在敌特手里，后患无穷！就是‘厂’、你、我的大错误，我们怎么向中央向人民交待？即便退一步说是刑事案件，给国家造成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也是特别巨大的！”
“总理，这个案件‘厂’保卫部已经在进行侦查了。”
“如此重大的案件，靠一个工厂的保卫部门的力量就能解决了？公安部要派人下去，派一支由刑侦专家和 侦查员组成的侦查小组去‘厂’！越快越好，坐飞机过去！”
“好，我这就去布置。”
“侦查小组下去以后，要独立办案。从明天起，有关该案的侦查进展情况，每天向我报告一次。”
“明白！”
五、宋小川被害
次日下午，公安部侦查组一行8人抵达“厂”。
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选派了一支由刑侦专家和 侦查员组成的侦查小组：组长，由公安部刑侦局 刑侦专家张克丰担任；7名组员中，李度、欧阳昆、杜非庸三位是刑侦专家，其余四位也都是具有丰富刑侦实践并多次立功的 侦查员。
侦查组一到“厂”，立刻听取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关于“G-”失窃案情况的介绍。这三天中，“厂”专案组围绕宋鲁川的疑点进行多次调查、讯问，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宋鲁川以沉默来对付专案组的讯问。林仲武眼见期限渐近，心里不禁着急起来，现在见公安部派来了侦查组，自是高兴，把情况介绍得甚为详尽。侦查组听过情况介绍后，随即调来全部卷宗，连夜翻阅，接着就举行了案情分析会。
侦查组长张克丰先前已从林仲武口中得知宋鲁川的履历，认为从宋鲁川的一贯表现来看，缺乏盗窃“G-”的犯罪动机，他的沉默很有可能是另有隐情，这隐情一般说来不会和本案有关。因此，盯着宋鲁川的办案方向是错误的，应当另辟蹊径去解开失窃疑团。
这条蹊径怎样辟法？刑侦专家欧阳昆亮出了见解：宋鲁川的儿子宋小川写的那份材料有漏洞，他称看见父亲拿了一个白晃晃的罐罐回家，不一会儿又拿出去了。从办案的规律来说，宋小川的揭发应该有这样的细节——那罐罐是用什么东西包着的？有多大？什么形状？如果揭发人没有想到，办案人应当问及并且提醒其在材料中写上(一般都是先问后写材料的)。但宋小川的这份材料中却没有这种细节。因此，应当找宋小川当面问一问，弄清楚究竟是谁在里面做的手脚。这个做手脚的人很有可能跟该案有关，从他那里查起，就有希望查出线索来了。
欧阳昆的观点得到侦查组其他成员的一致赞同，于是马上找来生活后勤处的一位值班科长，向他了解宋小川的情况。那个科长向侦查组介绍了宋小川的情况——
宋鲁川没结过婚，宋小川是他一位战友的儿子，那位战友在抗战中期儿子刚满一岁时与其妻双双战死于沙场，宋鲁川便把孩子收养下来，取名宋小川，作为自己的儿子。宋小川长到五六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成了半傻子。但宋鲁川非常疼爱他，一直把他带在自己身边。年宋鲁川来“厂”时，把宋小川也带来了，其时宋小川已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仍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按理说，这种角色是不能安排在“厂”的，但是，厂长看在宋鲁川的脸面上，破例接纳下来，让他去生活后勤处下面的饲养场养猪。
侦查组一听宋小川是这么一个角色，愈加对出自其手的笔迹歪歪斜斜的《揭发材料》产生了怀疑，也对通过找宋小川谈话能发现本案线索的观点增添了信心。当下便议定了调查方案，张克丰指定刑侦专家杜非庸和侦查员老喻次日上午去找宋小川。
其时已是午夜时分，众人便休息了。
次日上午9时许，杜非庸、老喻去生活后勤处饲养场找宋小川。但宋小川却未去上班，据场长说宋小川是低能儿，又是老红军的儿子，所以备受优待，上下班由其自便，是全厂最自由的一个。杜、喻于是去了家属区，但宋家铁将军把门，连问几个邻居，都不知宋小川去向。杜非庸、老喻凭着老侦探的职业性直觉，隐隐意识到这里面似乎有问题，于是立刻去家属区警卫室打电话，向张克丰报告情况，建议组织力量寻找宋小川。
张克丰深以为然，当即和厂方取得联系。“厂”厂部一声令下，保卫部、生活后勤处及家属区轮休在家的职工共余人，兵分数路满山遍野寻找。中午时分，生活后勤处三个工人牵着的一只猎狗对着一堆灌木丛狂吠不已，他们拨开树丛，发现里面躺着一个人，拽出来一看，正是宋小川，已经死了！
宋小川的尸体被运回工厂，刑侦专家李度是法医出身，当下从“厂”医院借来外科手术器械，解剖了尸体，得出结论：死于窒息！宋小川的太阳穴上先被钝器猛击致昏，之后，凶手用毛巾之类的纺织物堵住其口鼻将其杀害。
宋小川的被害，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使侦查组感到震惊，却同时也使案情趋向明朗化了，这说明侦查组选定的“蹊径”是对头的！
下一步怎么走？张克丰正在考虑时，林仲武打来电话，说正被隔离审查的宋鲁川提出要见见公安部来人，称“有话要说”。张克丰不假思索道：“好的，我马上过来！”
宋鲁川被隔离在“厂”保卫部，这个老红军受着优待：一个人独住着一个专门腾出的房间，伙食由他所领导的总装车间食堂单独供应，餐餐有酒有肉，竟比平时吃得还好。老头子向来宽待下属，人缘极好。好有好报，节骨眼上就显出来了：来送饭的炊事员每餐送来时，总是悄悄给宋鲁川递捎消息，北京公安部来了侦查组他昨晚就知道了；刚才又得到消息说，给他“栽赃”(总装车间食堂上下都为老头子抱不平)的忤逆儿子被人杀死了。宋鲁川一听，饭也不吃了，马上要求见侦查组说话。
张克丰赶到保卫部，将宋鲁川请进前几天厂长找其谈话的那间密室。双方落座，张克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后，很诚恳地表示想听听老同志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宋鲁川语调沉重地说：“小川已经死了，我可以开口说清楚案子发生那天我在干什么了……”
原来，宋鲁川一直把宋小川当成亲生儿子看待，这两年宋小川长大成人了，被一个问题折腾着：找不到老婆！别看这小子傻乎乎半疯半痴，性功能可是 正常，比正常人还正常！但人家大姑娘可不是冲着你的性功能嫁人的，听说宋小川是这么个角色，哪肯挨他的边？宋小川找不到老婆，干熬欲火，憋得受不住了，就跑到附近山村去对人家大闺女小媳妇拉拉扯扯，动手动脚，图谋不轨，为此没少挨过揍。宋鲁川瞧着这样下去不行，这小子没准哪天会犯强奸罪，给公安局逮进去蹲大狱，或者被人揍残揍死。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悲剧，宋鲁川决定由他出面给儿子找一个媳妇。
宋鲁川知道儿子的德行，有自知之明，没去挑选那些黄花闺女，而是看中了总装车间螺栓仓库发货员刘翠花。刘翠花30岁，是个寡妇，原是河南的农民。她的丈夫原是工程兵连长，当时建造“厂”时不幸牺牲了，留下两个孩子，没法生活，“厂”便破例把她招了进来。宋鲁川想让儿子跟她结婚，怕她不肯，愿意将自己历年积蓄的工资、残废金数万元相赠。
案发那天下午，宋鲁川候得仓库的常日班工人下班，便悄悄去找刘翠花。刘翠花见这位全厂闻名、连厂长也怕三分的老红军登门，又喜又惊，连忙让座。宋鲁川有事相求，自是客气，让刘翠花仍坐在对窗的那个位置上，自己拉了张小凳子背门而坐。一说来意，刘翠花沉思片刻，终于开口了，说她愿意嫁给宋小川，不过她得往河南娘家、婆家写信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一致同意，这事就定下了。临末，刘翠花向宋鲁川提出：此事眼下只有一半成功，考虑到万一不成功的因素，为宋小川重新找对象计，这事先不要向外张扬。刘翠花考虑得如此周到，宋鲁川自是点头。
宋鲁川、刘翠花不知道，就在他们谈这件事的几分钟时间里，离螺栓仓库一百多米远的试压室里，发生了一起特大案件。当晚专案组调查时，找了所有人，独独没找刘翠花。为什么？因为她的岗位地处总装车间去食堂的必经之路，她坐在窗口，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又穿着件红衣服，凡是从窗前经过的人，几乎个个都看见她的。因为调查内容里有一条“这段时间看到谁了”，所以十有八九的职工都说到她了，这是最硬的“不在现场”的旁证了，专案组也就不多此一举地去找她询问了。而和刘翠花不过相距一米的宋鲁川，因所坐的位置是死角，无人瞅见。专案组找宋鲁川询问时，老头子想起刘翠花的话，为了儿子的婚事，他便始终保持沉默。而刘翠花又不知宋鲁川为何事隔离(她从来不跟别人聊天，更不关心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也就不吭声为老头子作证。
中午宋鲁川从送饭的炊事员口中知晓儿子被害的消息后，寻思再沉默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便提出要跟侦查组说话。当下，侦查组长张克丰听了宋鲁川的一番陈述，点了点头，思忖这和昨晚的分析如出一辙。他相信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是作为一名刑侦员，需要的是证据，于是立刻往侦查组的临时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指派两名侦查员立即去找刘翠花核实宋鲁川的陈述内容。
在等消息的当儿，张克丰请宋鲁川考虑一下：谁最有可能是杀害宋小川的凶手？
宋鲁川问：“小川他死在哪里？”
“卧虎冈上的一堆灌木丛中。”
宋鲁川往桌上击了一掌：“那准是邵固滨把小川引上岗的，找到邵固滨一问就清楚了！”
“邵固滨是谁？”
“生活后勤处被服车间的工人，他平时跟小川关系 了，两人常一起上卧虎冈打猎、野餐。”
张克丰记下了邵固滨的名字。这时，侦查组打来经向刘翠花询查，宋鲁川所言属实。
张克丰考虑到“厂”保卫部的威信，决定仍由保卫部出面宣布解除宋鲁川隔离审查的决定。他向宋鲁川说明后，匆匆去找林仲武通报情况，林仲武当即表示马上去请厂长出面向宋鲁川表示歉意，撤销隔离审查，并且通过广播向全厂澄清事实。
张克丰随即返回临时办公室，布置侦查宋小川被害案。
六、嗜好打猎的退伍侦察兵
侦查工作的 步是传讯涉嫌杀害宋小川的犯罪嫌疑人邵固滨。
邵固滨，25岁，“厂”生活后勤处被服车间工人，曾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兵，枪法很准，擅长擒拿格斗。他来“厂”后，酷嗜打猎。为此，他看上了宋小川合法持有的一杆苏联制造的双筒 (那是宋鲁川的老上级来“厂”视察时送给宋鲁川的)。为了能够不时使用这杆 ，邵固滨不惜“屈尊”和宋小川交上了朋友。以一个侦察兵的头脑对付一个傻瓜蛋，自是绰绰有余。没隔多久，宋小川就成了邵固滨的影子，邵固滨走到哪里他必定跟到哪里，他就像邵固滨养的一条狗或是一只猴子，对邵固滨言听计从，那杆 自然也就成为邵固滨的肩上之物。现在，“影子”突然遇害，即使宋鲁川没说这一情况，侦查组略略一查也是要找到邵固滨头上的。
下午2点半，邵固滨来到了侦查组临时办公室，进门就高嗓大调地嚷嚷道：“我就是邵固滨！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侦查员老喻让他坐下，神情严肃地宣布道：“邵固滨，我代表公安部赴‘厂’侦查组向你宣布，你因涉嫌宋小川被害一案，被传唤讯问。你有义务如实回答侦查组对你的讯问。你听清楚了吗？”
邵固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慌，一闪即逝，声音听上去很镇定：“听清楚了。”
“你和宋小川是什么关系？”
“我和宋小川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你知道宋小川现在在哪里？”
“听说他已经死了。”
“听说？”
邵固滨眨巴着眼睛解释道：“我没见到尸体，只好说‘听说’。”
“你听说他死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卧虎冈。”
刑侦专家李度插问道：“你知道宋小川和谁一起上卧虎冈的？”
“如果他从上午八点半上冈后没下来过，那么，他 一次上去的同伴是我。”
“请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宋小川昨天就跟我约好了，让我今天上午去他家叫上他一起上山打野兔。我在上午八点过后去叫他了，两人一起上山。走到山腰，我发现忘记带野餐用的作料了，就让他在那里等着，我返回去拿。可是等我拿了作料重新上山时，宋小川已经不见了。我喊着找了他一会儿，没找到，因为 他背着，我没法再打野兔，就一个人下山了。”
“邵固滨，你说的这一切，有谁可以给你作证？”
“没有谁可以作证，因为当时没第三人在场。”
讯问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邵固滨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他所言的这种情况虽然和某些中外侦探小说里所出现的情节相似，但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也并非有悖情理，所以倒也说得过去。担任讯问人的李度和老喻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不再问下去，把被讯问人晾在一边，两个人坐在那里抽着香烟聊天。
邵固滨坐了一会儿觉得无聊，自言自语嘀咕道：“他妈的！这样坐着算什么名堂？”
邵固滨如此重复嘀咕了几遍，终于站起来：“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问吗？没有了我就回去了！”说着，转身欲走。
老喻唤住他：“慢！传讯尚未结束，你不能走！”
邵固滨勃然大怒，面红耳赤道：“叫老子来，问了一会儿又不问了，你们只自顾自地闲磕牙瞎聊天，老子当然要走啰！”
正高嗓大调吵吵嚷嚷之时，张克丰和几个侦查员从外面走进来了。老喻指指张克丰，声色不露地说：“这是我们组长，邵固滨你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对他说。”
邵固滨见张克丰气度不凡，心里先是怯了几分，缓和了语气把已经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克丰让他重新坐下，说：“邵固滨，你也许对上午的事情回忆得还不够清楚，我给你看一张照片，你看过后也许会记起什么的。”
张克丰示意刑侦专家杜非庸拿出一张10寸黑白照片，上面是半个不甚清晰的脚印：“邵固滨，你是侦察兵出身，当然知道凶杀现场所发现的脚印的意义……”
邵固滨打断道：“这不是我的！我根本没去过那里！”
张克丰微微一笑：“你大概以为这脚印太模糊，不大好鉴别？那么，我可以给你看另一件证据……”他从一个硬纸夹里取出一张纸晃了晃，“你可能还记得先前你进这屋子时，我们一位同志很‘友好’地拍拍你的肩膀吧？他顺便取下了沾在你衣服上的一根头发，医院作了技术鉴定，发现和在凶杀现场获取的头发是同一个人的。你大概患着‘溢脂性脱发症’吧，怎么尽掉头发？”
邵固滨的脸色变了，变得纸一样的白，他这才弄清楚李度、老喻两个为什么聊天，原来他们是在等技术鉴定结果！他坐在那里，眼光错乱无主，汗珠如泉涌，嗫嗫嚅嚅道：“反正……反正我没杀人！”
“你是没杀害宋小川！因为凭你当过侦察兵的本事，要杀死他根本用不着使用纺织物堵住死者的口鼻。但是，你在这个案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怎么样，你是自己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呢，还是让我们给你点出来后作抗拒交代从严惩处？”
邵固滨不吭声，垂头视地，豆粒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沁出来，一滴一滴掉落在地板上。
“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
一分钟后，邵固滨抬眼望着张克丰：“我愿意交代。”
“说吧。”
“是别人让我把宋小川骗上山去的。我照他说的把宋小川哄到山上，然后假称忘带野餐作料了回去取，让他在山上等我，他同意了。我根本没想到宋小川会被害，否则我不会答应的。”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保卫部的鲍远昌。”“你跟鲍远昌是什么关系？”
“我有把柄在他手里——去年冬天，那时他还没调任驻试压室保卫干事，在厂保卫部干，有天晚上，我乘上夜班的当儿，和一个女工钻在被服车间小仓库里搞关系，正好被鲍远昌巡夜经过发现……”
“鲍远昌为什么让你把宋小川骗到山上去？”
“这个，他没说。”
七、利令智昏鲍远昌
侦查的触角伸向鲍远昌。
侦查员重新翻阅案发当晚总装车间当班职工的“陈述笔录”，发现专案组遗漏了案发时也在车间的鲍远昌。原来，当时办案人员认为鲍远昌也是专案组成员，而他又为试压室值班长郦福林做过“不在现场”的旁证，故在信任的基础上想当然地认为鲍远昌肯定也不在现场。这个发现使鲍远昌从涉嫌凶杀案上升为盗窃“G-”的重大嫌疑人！
侦查组长张克丰于是作出决定：立即拘捕鲍远昌！
侦查员驱车赶往家属区，但本该在家的鲍远昌却不在家！又去保卫部和厂生产区，也不见影踪！
张克丰立刻将案情向“厂”党委通报。党委书记、厂长断然下令：全厂停产，全体出动搜捕鲍远昌！
将近三万人在方圆数十里的“厂”禁区内搜查了一夜，没搜到鲍远昌的丝毫踪迹。显然，这个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离禁区了。侦查组于是挂通了北京长途，向公安部领导汇报了情况，建议全国通缉。
上午11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签发了通缉令，命令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缉拿“G-”特案要犯鲍远昌。一份份印有鲍远昌照片、特征和简历的材料通过传真机迅速发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局)。
其时，全国正盛行“革命大串联”，天兵天将下凡，秩序大乱，这给缉拿罪犯构成了很大障碍。但公安机关尽力克服干扰，在很短时间内就发现了疑犯的线索。情况报到公安部，张克丰和侦查组的刑侦专家连夜分析，制订了追缉方案。次日，侦查组一行八人登上了中国民航班机，飞赴南京。在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在当天深夜从南京大学“文革串联接待站”将冒充大学生住宿于此的鲍远昌缉获。
鲍远昌随身带着一个旅行包，内盛洗漱用具和替换衣服，并无“G-”。面对着侦查组连珠炮似的发问，这个当兵出身的也是穿警服的保卫干事埋头不语，保持着执拗的沉默。也许，他自知罪大恶极，难逃一死，为了尽可能延长待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便拒不道出“G-”的下落。他知道作为如此重大的一个案件，如果不找到赃物，就不会将他贸然处决。
几个专家轮番上阵，向案犯展开强大的心理攻势，整整讯问了13个半小时，鲍远昌就是不开口。张克丰于是下令暂停讯问，先把鲍远昌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属重大案件未决犯寄押)。鲍远昌一宿未睡，进到专为他腾出的单人监房中，倒头便睡。侦查组成员比他还疲乏，却不能睡觉，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如何追回“G-”。
张克丰让将鲍远昌的旅行包、随身携带的证件、钞票、粮票、钢笔以及进“老虎桥”后换下的衣服取来，进行严格的搜查。半个多小时后，刑侦专家欧阳昆有了收获——他从那支“两用笔”(钢笔、圆珠笔)的圆珠笔芯子里发现一个塑料纸卷，拔掉笔头，用铁丝捅出来，小心翼翼地擦去油污，一看，这张有火柴盒大的塑料纸上用针刺出了一幅简单的图案。欧阳昆一看，马上辨认出这是一张坐标图。
专家们接着又对塑料纸进行鉴定，根据上面残存的模糊不清的彩色痕迹，经过两个小时的比较、辨认，终于确定这是南京一家食品厂出口的苏打饼干的包装纸一角。经向食品厂调查，得知该厂产品全部销往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再向南京大学接待站查询，登记簿上表明鲍远昌是前天晚上七时许住进该站的，而他到达南京的时间是下午四时(登记簿上有他自己填写的时间)，这三个小时去掉从火车站到南京大学接待站及排队登记的一个多小时，留给他活动的时间仅一个半小时多点。侦查组于是断定鲍远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将携带的“G-”埋在某处，然后在饼干包装纸的一角留下坐标的。
张克丰一挥手：“全体出动，去车站附近转悠！”
侦查组一行8人来到火车站，分四个小组往四下里转悠，寻找和那张坐标图相似的适宜埋藏东西的位置。半个多小时后，杜非庸和另一个侦查员在离火车站一里多远的一个僻静的小公园里发现了一处和坐标图上所标明的标物、距离一模一样的位置。那是一个位于一棵高大茂盛的古银杏和一条白色甬道之间的花圃，花圃中间有一个由数株冬青树围组而成的直径两米多的圆圈，从那张坐标图推断，“G-”就埋在这个圆圈里。
侦查组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市公安局。一会儿，数辆警车呼啸而至，从车上下来的公安人员立刻将现场包围起来。张克丰几个人用铁锹挖了一会儿，很快就挖到了一个用塑料纸裹得严严实实的铁盒子，打开一看，众人个个笑逐颜开——里面是银光闪闪的“G”。
此时，距案发时间整十八天。
鲍远昌在罪证面前，不得不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经过：原来，鲍远昌当兵时，部队驻扎在福建沿海某地，他认识了一个姓谢的当地居民，并和谢的女儿勾搭成奸。谢某这两年利用出海捕鱼的机会，参与走私，经常携带金银古玩在公海上与境外不法分子做肮脏交易。几个月前，鲍远昌去福建出差，专程去看望了谢某父女。谢某知道鲍远昌在保密厂工作，便怂恿其盗窃白金，许诺以巨款收购，其女也在一旁娇声煽动。鲍远昌在“财”、“色”面前，忘乎所以，利令智昏，一口答应。出差返回后，鲍远昌便利用在保卫部工作的便利，秘密窥察，制定了犯罪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主动要求调往保卫部驻总装车间保卫组，去试压室当了保卫干事，利用机会偷配了试压室和保险箱的钥匙。
那天，鲍远昌候得机会，断然下手。作案以后，他又用主动为值班长郦福林作证的伎俩蒙混过关。之后，他知道宋鲁川成了涉嫌者，喜出望外，为了嫁祸于人，利用去向宋小川调查的机会，指使宋小川作伪证。宋鲁川被隔离审查后，鲍远昌暗自高兴。哪知风云突变，公安部派来了侦查组，他是吃公安饭的，自然知道张克丰等刑侦专家的名气，大惊之下暗自恐慌。一慌之后，乱了方寸，贸然决定杀人灭口。次日一早，他即指使邵固滨如此这般把宋小川骗上山，残酷杀害。不料这一手过分笨拙，反倒加速了他的暴露，无奈之下，他只好仓皇出逃。
一个月后，政法部门在“厂”召开公判大会，将杀人、盗窃犯鲍远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至此，原子弹部件失窃案画上了句号。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作者/来源：平利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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