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博士10年返乡见闻引发关注,媒体力

梁庄是河南一个小村庄,

它原本再普通不过,

年,因为作家梁鸿,

它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成为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一样的存在。

靠念书最终走出梁庄的梁鸿,

为了记录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

在年回到了故乡。

通过5个月的走访,写成《中国在梁庄》。

年,她又沿着梁庄人的打工路径,

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

考察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

写就了《出梁庄记》。

有人评价说:

“梁庄是一个范本,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

这个记录一直都没有停,

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

得到数十家媒体的力荐,

如《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

这次,梁鸿再次回到故乡,

重访了当年书中记述的人和事。

这一次她看到了:

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

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农村女性,

逃离村庄的年轻人,和落叶归根的打工人,

沉默中长大的儿童,

和意外中离世的独居老人……

撰文|倪楚娇自述|梁鸿

梁鸿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13岁那年,梁鸿第一次走出梁庄,进了县城。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穿过纵横交错的马路。她要找大姐的单位,但她害怕了,不敢问路。在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她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东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但给一个乡村孩子的感受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年,梁鸿的儿子还不到4岁,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母亲回到梁庄。

到的前一天,县里刚下了一场雨,火车站的地面有点泥水,混着瓜皮、纸屑和垃圾,苍蝇嗡嗡的。梁鸿的儿子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

这两个故事,被梁鸿记录在《中国在梁庄》里。自从离开梁庄,乡村与城市间的关系,一直是她思考的母题。

完全成长于乡村,从小下地干活的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读完初中,读师范,在村里当了3年小学老师,又去念了本科,从ABC开始自学英语,一步步考上研究生、博士,现在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靠读书翻身,终于“逃离”农村后,梁鸿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工作,“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总有一个声音持续地提醒着她:这不是真正的生活。

梁庄破败的房屋

这个声音促使她在年回到梁庄,通过5个月的回乡调查,写下《中国在梁庄》,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以及它逐渐破败、荒芜的过程。她试图回答: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在外打工的梁庄人

这还不够。年,《出梁庄记》出版,她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试着去考察中国的农民是怎样到城市生活、怎样流转、怎样吃、怎样爱、怎样想梁庄,怎样想他所在的城市的。

转眼十年。梁鸿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父亲去世后是姐姐们陪着她。她到每家每户去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

十年前,梁鸿还有很深的距离感,常以“外乡人”的视角观察梁庄。如果不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她几乎不能融入村里人的对话。但如今,梁庄与梁庄里的人,已经沁入梁鸿的骨血。“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梁鸿在梁庄的老家

年,梁鸿最终敲定了盘旋在脑中已久的想法——继续记录下去。这个年份因为疫情而特殊,“你突然发现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人活着是如此艰难,并且社会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大。”

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有一个相对整体的历史观,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宏观的村庄。十年之后的《梁庄十年》以更微观、放松、日常化的方式呈现。

因为对村庄和里面的人越来越熟悉,梁鸿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放下了通过事件去反应社会问题的“野心”。但就像照片一样,无论如何把焦点放在人上,无论如何虚化掉背景,你都能窥见背景中的色彩、轮廓和氛围。

十年过去了,梁庄到底怎么样了?

以下是梁鸿的自述:

其实我在写第二本《出梁庄记》的时候,就有朋友劝我:“《中国在梁庄》已经立住了,第二本容易搞砸,何必呢?”当我写第三本《梁庄十年》的时候,外部依然有这样的声音。但我觉得这种“惧怕”,相比我想要记录的心情,是微不足道的。

我对村里每个人都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看他们打牌、聊天、种地、喝茶,我觉得太珍惜了。梁庄还在行进,它就像长河一样,一直在往前走。我想写他们的生老病死、来来去去。

在坑塘里游泳的孩子们

“这一次,我要写日常,而不是事件”

如果你读了前两本书,会发现五奶奶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

在前面两本书里,当我写人的时候,会集中写他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他们身上都承载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

在《中国在梁庄》里,我写了五奶奶的孙子在河里淹死的故事。五奶奶的丈夫已经过世多年,儿子和儿媳都在青岛打工,只有她一个人在拉扯着孙子宝儿长大。但宝儿在坑塘里游泳的时候淹死了。我的五奶奶是个非常乐观的,然后也非常会自嘲的一个老人,她的家是全村的“新闻发布中心”,但是当她讲到孙子死,声音是飘忽的。

到了《出梁庄记》,我去青岛采访了五奶奶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也就是淹死的孩子的父母,我的堂叔和堂婶。宝儿的事一直在堂婶的嘴边,但在我之前似乎从没有人问过。堂婶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阳阳。阳阳被随身带在身边,偌大一个多人工厂里,只有阳阳一个孩子,他孤独地成长着。

河道中的挖沙机

我觉得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家庭,所包含的悲欢离合已经涵盖了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留在村里的老人、孩子。这个孩子为什么淹死了?是因为我们那条河的生态完全破坏了,在河里有一个个大漩涡……

但《梁庄十年》这本书,我更希望把梁庄日常的一面呈现出来。年经过长久的居家防疫,你会发现,恰恰是“日常”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吃喝拉撒,跟我们相爱的人、亲人之间的关系,它会拯救人类。

所以我写了五奶奶在家的日常生活,她怎么哈哈大笑,怎么坐着孙女的粉红小电车上街去理发,这简直就是她最爱的活动。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记着这么悲惨的事情,不可能每天都以泪洗面,所以我想把五奶奶的达观和幽默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生命能生生不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不管今后怎么样困难,我们都在努力活下去,并且还要欢笑,并且还要爱活着的人。所以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

工厂里打工的女工

“作为女性,一旦出嫁,

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这次写《梁庄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傍晚,我和五奶奶、大姐、二姐、还有村里一些其他女性朋友,围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天。我看着她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

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我也是突然惊醒,我每次写到男性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都是直接用“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可是,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我没有察觉,好像读者也没有察觉。

所以《梁庄十年》里,我专门有一章写女性,写村庄女性的地位、她们存在的方式、她们的命运,包括我对她们的寻找。

梁鸿与村里的女孩们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

燕子,比我大5岁,是梁庄长得最漂亮的女孩之一。这么多年,她在村里人的心里是一个不光彩的、道德上有问题的女孩子。我辗转联系到了燕子,才听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她其实特别爱念书,但因为漂亮,从初中开始就不断有男生追她。上学的时候,有男生在她的上学路上堵她,让她害怕得书都没法念下去。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又被一个已婚的派出所所长看上,说要等她长大。

“那时候我就只是害怕,怕死了,真是生不如死啊。”结果燕子的奶奶、外婆都骂她、打她,说:“你这个骚女子,出去光勾引人。”它和外部的声音语言是一致的,没有人来保护她,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保护她。女性从来都是腹背受敌。

当村里人谈到那些出去打工的女孩子,或者特别有主意、特别漂亮的女孩时,都会用一种特别神秘的语调窃窃私语。

包括像拉姆案,我看到几个深度采访,她要直播,她也比较漂亮,并且不愿意跟丈夫妥协,周边村庄的人都说拉姆不守妇道。她上诉了,也判离婚了。可为什么她丈夫还是一直来找她?就因为没有人支持她。当女性有一种独立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不守妇道,所以她丈夫才如此得理直气壮。

母亲带着孩子在外打工

我在找到这些女孩的时候,一开始还在犹豫怎么开口和她们解释,我要把她们的故事写进书里。结果她们一点都不觉得丢人,每一个都很支持,“好啊,咱们女孩子太不容易了。写吧写吧,也得有人给我申冤不是?”

其实农村的女性也是有自我意识的。只不过因为生活太难,把一些人完全覆盖住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出来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城市女性地位很高,比如有人经常说:“我们家钱都是我妈掌控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男性为什么不愿意掌握这个钱?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女性身上,你觉得这是权力吗?这不是权力的让渡,而是权力的控制。

我觉得女性在中国现在的文明形态里面还要走很远,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的进步,而不是表面上的“我家里我母亲很有权力”,不是这样的。

梁庄里的大洋房

“在乡村盖房子,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渴望”

村里有一个变化是显著的。梁庄的房屋在增多,但建房的人却变了。原先回来盖房的大多是外出打工,最后没留在城市里的农民。现在很多有城市户口、生活还不错的农民也想回来盖房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变化。

年7月,我发现梁庄村西头有一座高大洋房,特别高,欧式的,院子四周是月季花、凌霄花。灰色大理石围墙、罗马柱、假山、草地、休闲区、运动区,它完全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度假胜地的房屋。

这房子是义生的。义生算是我们村里混得相当好的,几乎是个企业家,在外地有很多房子,有别墅,有公寓,有自己的公司。他根本不需要再回梁庄生活,他为什么要盖这个房子?其实他回梁庄盖了很多个房子,每一个姑姑、每一个叔叔他都留个房子,希望全家团圆,他希望有一种根的存在。

老屋与新屋

还有一个人叫梁学军,他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他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入了一家餐厅的干股,收入相当高。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他也回来了,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他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他不觉得国外好,他觉得:“我的孩子如果只说西班牙语,将来我是谁的父亲?我的孩子都不是中国人了?”他觉得他的孩子必须要说中国话。

我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见证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所受的排挤与苦难,有些人在西安待了20多年,但始终住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他不愿意在西安定居。我会觉得,这些农民之所以回到梁庄,并不是因为他们爱村庄,而是他们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

但我现在想法变了,或者说大家整体对乡村的情感在转变。在乡村盖房子,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渴望。大家都希望在乡村找到一片地,找到一个空间,感受一下静谧的乡村生活,那种跟山、跟土地打交道的,找到某种宁静和皈依。而这个皈依,哪怕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哪怕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固定的身份,仍是不能代替的。

梁庄的孩子们

读书无用?年轻一代的出路在哪里?

1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但年轻的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可能高考依然是唯一的出路。那些高中没毕业、没上大学的孩子,显然只能在另一个层面里生活,很难获得一个“上升”通道。

我曾经对阳阳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出路。”其实这句话非常没有力量。如果他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会在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他父亲打工的工厂里。如果他上了大学,本科毕业了,他又会在哪里?可能就成为了现在大家口中的“打工人”。总之,阳阳的命运可能不是成为这个打工人,就是成为那个“打工人”,殊途同归。

但我会希望,阳阳有更大的精神空间。但他现在是非常压抑自己的,我在最后一章里也写到,他在照顾其他的孩子,这种懂事是否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孤独、他的寂寞。

梁庄被关闭的小学

但其实,“上学”对梁庄的很多孩子来说是一种“缓冲”,不然年纪那么小去干什么呢?不能合法打工,也没人照顾你,那就先读书了。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靠读书。

“小镇做题家”可能是中国大部分孩子走的路。大城市也一样,只不过是“城市做题家”而已。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实际上在初高中时期,他的精神空间就已经被挤压了。他的所有灵感、灵性,所有对问题的思考,都被无穷地碾压了下去。等到18岁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心人”。我们在少年时代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到大学时才突然说“你要思考,你要拥有自我”。

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而且是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问题,在中国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我想每个年轻人也应该给自己这样一点空间:我们一方面在奋斗,在找好的工作,找一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在精神也要奋斗,而不单单是自怨自艾,埋怨这个社会,因为这毫无意义。

梁庄里的百岁老人

“养老,不该成为对个人的道德绑架”

就在我写完《梁庄十年》,年11月再回梁庄的时候,才知道我的五奶奶骨裂了,躺在床上不能动。躺在床上的她只有小小的一团,白发蓬乱着。她抓住我的手就是哭。

虽然聊了一会儿,五奶奶又恢复了响亮的腔调,依旧是一个乐观自嘲的老太太。可是,我在走出屋子的一瞬间,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些悲伤。孤独、衰老、恐惧,这些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正降临在这个坚强的老人的身上。五奶奶的儿子们积极凑钱给五奶奶治病,但是却照顾不到。唯一能照顾她的,只有已经上班的孙女。当孙女出嫁了,谁能继续照顾她呢?

这让我想到福伯。人们都说最有福气的就是他,因为他连走都走那么干脆。

年的春节,福伯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福伯有7个子女,一听说这个消息,就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了。整个春节,大家都抢着孝顺福伯。

结果过了正月十五,儿女们就开始发愁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现实中的急迫了,有的要帮儿女还房贷,有的再不回去就要被开除了。一个个有苦难言,都不能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了。不知道是因为听到了儿女的议论,还是因为食道癌的病情,从此福伯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吃一口饭了。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非是用孝与不孝可以解决的。老人的养老问题,如果一直把它完全放在个人的身上,或者说把它作为个人的道德绑架,它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养老社会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必须开始重视了。不单单梁庄是这样,很多村庄也是这样的,它会由此延伸很多的家庭问题。

梁鸿

我其实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年,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燕子、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十年写一次,就像村庄的编年史。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卑微而又热忱地倾听来自故乡的、大地深处的喃喃低语。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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