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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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其实原本只是气愤之语，不能当真。但为什么会经常被人感叹呢？难道说读书人真的就不如那些“屠狗辈”有良心吗？原句出处，一个简短的故事话说，明朝时期有一个叫做曹学佺的人，他当广西右参议的时候遇到了一起案件。当时有个皇族宗室喜欢养恶犬，并且经常让这些恶犬去撕咬路人，以此为乐。这一天，皇亲所豢养的恶犬扑倒了一个秀才，这个秀才眼看着就要被恶犬咬死了，这些皇亲和奴才非但不去制止，反而在一旁嬉戏。一个屠户看到了这一场景之后，立刻操刀杀了恶犬，救下了这个秀才。皇亲国戚的狗是那么好杀的？于是这个屠户就吃了官司，但好在这个官司的负责人正是曹学佺。曹学佺本身也看这些作威作福的皇亲国戚不顺眼，正好遇到这件事，就按照实际情况宣判了。这无疑很不给皇室面子，他们自然不能接受。于是，这些皇亲国戚就重金贿赂、威逼恐吓身为当事人的秀才，让他翻供。果不其然，这个案件在二次审理的过程中，这个秀才解释称其与恶犬为友，当时正在游戏，这位屠户杀了恶犬，应该重罚。曹学佺听了之后大怒，痛责这位“读书人”以狗为友，污蔑恩人，将其革去功名，严加惩戒。并且写下来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就是这两句话的由来。从中可以看到，曹学佺其实只是针对这位秀才说出的一句激愤的话，是有具体所指的，并不是指所有的读书人。为何流传？因为社会对读书人的期许更高不得不说，这句话被许多人认为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对读书人的期许要更高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都上过学，一个班级里有学习好的学生，同样也有学习不好的学生。那个成绩每次都倒数的孩子，某一天突然以作弊的手段考到了中游水平，被人发现后，只不过是一次事故而已，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而那个成绩每次都第一的孩子，某一天没有复习好，采取了作弊手段被人发觉，那么不仅仅是处理上的问题，大家还会对他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那么，学习好的孩子受到了道德的谴责，那学习不好的孩子为什么就没人谴责他们呢？读书人就是那个学习好的孩子，虽然现在我们说行业平等，但古时候职业之间就是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不是有那句话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社会上对读书人的期许是让他们去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像屠夫一样从事生活的琐事。他们应该是讲道德的，是高素质的，是有正义感的。而那些屠户一样的底层行业，他们为生活所迫，没有经过那么多教育，所以他们犯了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换句话说，读书人享受了这个社会的尊敬、供养，那就必须要担负更多的责任，他就一定要比不读书的底层百姓更优秀。那么，当社会底层的人依然善良朴实，义气深重，反而是一直被人尊崇的读书人做了违背道德、良心的缺德事，那这个社会将会有何等的舆论浪潮？于是，秦桧、蔡京等等读书人违背道德的“典范”都成为了这句话生动的注脚。读书人不仗义吗？读书人所做的事情很难被感同身受一张白纸上滴了一点墨水，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那块黑漆漆的污点，很容易就忽视了远比这些污点面积更大的洁白。这就是读书人在声名上的处境。这句话作为一时激愤之语是可以的，但细想一下，读书人仗义起来又怎么会输给“屠狗辈”呢？文天祥、岳飞、诸葛亮、陆秀夫、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等等人，哪一个不是仗义之人？这与职业没有关系，而是与两者的教育有关。底层百姓为生活所迫，难免有些蝇营狗苟类的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朋友断义，多由金钱争端而起。虽是小利，但与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如此这般，自然就不会感觉很惊讶。但是，读书人之间的争端，或为党争，或为政见，他们所想所为，都是普通人难以接触的。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自然就更容易受人影响。也举一个例子。有一些人物经常被通俗文学传唱，为了剧情需要会对一些事情做夸大处理。比如《水浒传》里的高俅，民间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佞臣，不比蔡京、秦桧差多少。其实如果去看正史就发现，这样一个“奸臣”竟然没有单独的传记，而他所做的事情往往又是名声不错的事。比如曾经是苏轼的书童，苏轼因乌台诗案受到贬谪，落井下石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而高俅就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后来苏式子弟入京，高俅都有所庇护。但是，因为民间受小说的影响，高俅那些有人情味的举措都被隐去了，反而是以球技进身的行为被人议论不休。同样有此遭遇的还有陈世美、蔡邕（蔡伯喈）等人。所以说，“屠狗辈”的仗义固然值得称赞，但“读书人”的仗义同样不可小觑，甚至因为从事工作的不同，读书人的仗义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庆余年》收费模式引争议，视频平台为何执着于“超前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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