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张爱玲与鲁迅笔下的女性命运对比,影射

婚姻在中国，自古至今充当着大部分女性保护伞，一个好婚姻是女人的一把好伞，能遮风避雨，能遮阳避荫；

只是古代女性命运大多数在家从父母，嫁人从夫君。因此她们在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情况下，只能任由家庭来摆布，往往就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鲁迅与张爱玲都曾致力于从中国最具弱势群体的女性命运出发，揭露封建社会的不公，女性地位的卑微、被奴役、被压迫、被动顺从乃至被洗脑，并成为新一代奴役的群体，以至于被封建时代折磨至扭曲的，麻木的女性灵魂。

他们笔下的角色，要么一生走不出奴性的悲哀，要么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不想成为的人。

壹、“豆腐西施”与“麻油店的招牌”两种女性形象对比。

说到张爱玲笔下最有特点的女性，大概很多人马上想到她笔下的曹七巧，也许还有人就会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但是我却联想到了鲁迅《故乡》中的那个‘圆规’-杨二嫂。

①杨二嫂出场是这样的：

1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我愕然了。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

鲁迅把这位原本被称为“西施”的女性，插着腰张着两脚的形象，比喻成了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而外貌刻画上则突出了高颧骨和薄嘴唇，一下子就把女性尖酸刻薄、市侩庸俗之相跃然纸上。

但是依着鲁迅的记忆，在他儿时是曾有过这么一位叫杨二嫂的豆腐西施，但许是那时她还年轻，除了粉擦得很白，面相上却不曾是天生的刻薄，也未有这圆规式的姿势。

鲁迅之所以这样对比，意在于突出这类女性，在那个时代几十年从上至下的剥削阶级的浸淫下，没有文化的女人，这个特别容易随波逐流的群体，她们那种被蒙昧的思想，经过岁月的洗礼，终于如一把杀猪刀般，把自己当初的单纯和美好扼杀殆尽。转而变成了杀猪刀一样，再去扼杀从属于他们的下一代人的思想。

②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身份，则是从一个丫头的嘴里说出来的：

“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

一个原本青春活泼的女孩曹七巧，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夫家那个“活死人”。从此她的命运与家族地位歧视再也没有分开，因而她的性格在那样的婚姻和家族之下，被压抑、被耻笑、被生生的扭曲，反而开出人性中“恶之花”来。

我们从上面的这副插图中可以看出，曹七巧的面相和杨二嫂的面相竟然如此的雷同。

她也许原本可以活的很普通，很快乐。但是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让她不得不成为了婚姻的牺牲品。

不匹配的婚姻、性无能的丈夫，都让她对生活急迫的想要抓住些什么，却又如何都好像抓不住，如一颗浮萍，溺在水中一点点腐烂变质。

因此姜季泽就成了她在姜家唯一的念想。面对一个肉是软的、松的、麻木的丈夫，姜季泽的健康活力无疑像一剂强心剂，给了她某种幻境，支撑着她在这个什么都瞧不起她的家族里顽强倔强的存活着。

曹七巧在张爱玲的笔下，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精明算计，声色俱厉当做自己外强中干的挡箭牌。

她何尝不希望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何尝不愿意与对的人，温柔以待。但是那又怎么好？

即便分家后，她带着儿女和用青春换来的那点安家费离开了姜家，那曾经的“爱人”竟然不择手段的，想用虚情假意换她的财产。

早已在大家族看透世情的曹七巧，怎能不知？但是到底要爱情还是要面包，要黄金枷锁，还是要虚假深情？

曹七巧在权衡之下，终于放弃了爱情。她再不愿被别人耍弄，宁可自己给自己拷上黄金的枷锁，也不愿再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舌头根底下，做一个伏低做小之人。

但是这种扭曲了人性正常欲望的觉悟，同时也扭曲了她的思想。从此，她把自己受过的罪，得不到的情，全都通过唯一能证实自己真实存在着的控制欲来实现。

在扭曲的人生和思想下，她不自觉的把自己的痛苦凌驾在了下一代的命运之上。

看着她为他们吃过的苦，如今转嫁回到了孩子们身上，她仿佛有一种报复的快意。这就是和鲁迅笔下的“杀猪刀”相似之处。

因此张爱玲和鲁迅都意在着眼于时代带给他们的苦难，但同时也是时代的浸淫，让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继续转嫁这种苦难，继续着用一种仿佛宿命似的轮回，使这种恶俗延续下去。

她们不曾醒悟，甚至是不愿意醒悟。这一点才是张爱玲和鲁迅所想要表达的，特定时代下的女性，最为卑微的不是她们不曾被别人当人，而是她们进入了自己的死循环，也不再把自己当人，她们早就抛却了做人的底线，如活着的鬼一样，继续奴役别人。

贰、人性中的自私：越是怕失去什么，越渴望占有什么。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是的，实际上在杨二嫂与曹七巧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恐惧的影子。

鲁迅笔下的杨二嫂，最终满目疮痍的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早已把脸面抛在脑后的妇人，不仅可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鲁迅家里顺手牵羊，甚至还干开了栽赃嫁祸之事。

在她的眼里早已没有了骨气、尊严。仿佛时代下的穷是一把复仇之剑，让她拿着既可以去刺比她富的人，也可以去刺不如她的穷人。她早已不在乎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情义道德。利益与实惠才是喂饱她最实际的东西。

善与恶往往是一对双生的花，也许一转头就会认错。

杨二嫂和曹七巧的恶有什么分别吗？如果一定找出分别那就是恶小、恶大之事。但是《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有句名言：“不以恶小而为之”中说的，就是恶本不分大小，恶就是恶，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因此人的心一旦变了质，就如同在心底开出来一朵“恶之花”，它长期浸淫着一个人的潜意识，然后用‘色香味触法’各种形态去对别人施恶。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那个广场舞大妈，伸脚去绊倒滑轮滑车的小娃娃这事。很多人看了都对她进行了声讨，声讨她恶人变老了，而我想到的却是出自她下意识的动作。

在她眼里早已见不得阻碍她行动的任何人，没有大小老幼，没有善恶标准。她所有的出发点，就是利己主义，她早已被自私自利浸淫了多年。这与她自己内心开出的“恶之花”有关。

她对别人的警惕性，恐惧感大于对人的善意与信任。

因此一个人的行为一定与他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突破自己跨不过的那道鸿沟和壁垒；

想要完善自己，充盈自己，一定要眼中有光，心底有爱；

那个时代下杨绛杨先生也出生在一个文化熏陶的家庭，但是岁月却并没有让幸运一直眷顾她，在与钱钟书的婚姻生活中，恶运接连不断的袭击着她，但是在最终失去女儿又失去丈夫的日子里，她自始自终对岁月保持温柔以待，她不曾怪罪于谁，更不曾生出恨意来，她只想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晚年越孤独越美丽的杨先生

因此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与思想上的的富足分不开。像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可怜人，她们这种人都是空虚的，除了那点可悲的控制欲，她的生命就如一个金蝉蜕掉的空壳，既脆弱又不堪一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说那位老人最后自己都不敢站出来道歉，还让她的儿女给道了歉。这就是她人性中看似轻蔑，背后却是她见不得光的生生的恐惧。

叁、不同的文风却直指相同的表达，对人性的悲鸣是张爱玲与鲁迅所要通过文字呐喊出来的声音。

①、相同的目的，不同的笔触，造就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带给了人们不同的赏析视角。

张爱玲与鲁迅的文风虽然不同，其实却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表面上没有可比性，但是细究起来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的文章更倾向于资产阶级中的利己主义，注重人性情感方面的深挖、剖析。大时代下悲哀人物的命运。

而鲁迅先生则更注重民族性、家国人民，并多是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其尖锐的笔触更着墨于抨击时事，与社会上的不公，为人民呐喊！

因此个人认为，从鲁迅和张爱玲同阶级出身角度来看，鲁迅周树人的艺术表现力，和人文精神更高一筹。因为他能跳出自己的圈子，成就自己的同时，关心弱势群体。而张爱玲始终没有走出自己命运的束缚。

如果张爱玲在头条里，一定是情感领域，故事文体。而鲁迅则是文化领域，杂文体。但是最终他俩的目的性一致，就是唤醒人性中被浸淫多年的腐坏与自私，唤醒麻木的良知。

②、纵观其所有的小说作品，最终都逃不过人性的阴暗与小恶。

她的小说击中了人性中的恶与私，洗刷了我们几千年文明以来，学习过的“人之初。性本善。”

经过张爱玲小说的分析，仿佛时代的特定性炸出了人们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急于通过自私与劣根性把这恶灵释放出来，然后才能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1.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2.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的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3.女人与狗唯一的区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样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她用小说的方式，写下一个又一个真真假假的人间事，撕下人性中的虚伪，把藏在华丽丽的袍下的虱子跳蚤一并揭露了出来。我们最终要明白作为张爱玲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她想要通过她的文字，唤起那个时代的人对真善美绝不放弃的追求；唤醒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爱。

很多人说张爱玲的小说和人生过于阴暗，但其实就张爱玲最后嫁给赖亚的婚姻来看，她一直没有放弃追逐光明。

肆、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通过报复和逆反，形成的反社会人格是恶；那么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却是人性中救赎不来的原罪。

《祝福》里的祥林嫂，更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恨其不止！

通过对祥林嫂悲观不能自拔的人物形象刻画，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

祥林嫂的命运无疑是悲哀的，但是更悲哀的是她的精神，她经常神情木讷，萎靡不振，逢人就诉说不幸的人。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最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祥林嫂值得人同情却不值得可怜，这仿佛是一个魔咒一样，让时代背景下的祥林嫂乐在其中，不想解脱，受虐成了瘾，麻木的奴性。

但恰恰，这样的女性不仅封建时代下有，甚至在我们现在这个发展的时代也不在少数，她们多数乐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悲剧色彩，以博取别人的同情、安慰，她们絮絮叨叨，浪费时间和经历去找人诉说，却不愿花费时间去提升自我，突破自我；

因此鲁迅的笔触，更加精准的瞄准了某些以女性悲观主义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上，他渴望用自己犀利的语言艺术，来个葵花点穴手，点醒他们，击穿他们。

我手里抽的不是烟，是笔。

综上所述

因此通过我对他们二人几篇文章的简单分析，可以明确的看出，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多是底层阶级中的小人物，具有鲜明民族色彩，时代色彩。他意在于指责那个时代下某些奴性化的人格。

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多是资产阶级破落后的小资人物。她惯于模糊了民族性，仅仅从大时代背景出发，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解析某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的人类族群的善恶本真。

因此我说，他们的文学水平，没有可比性，都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带给人不同角度的欣赏与认知。

但是他们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内涵精华。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因为究其根本，最后都回归到对时代背景下的被扭曲的人性解读上来。只不过一个意在于突破；一个意在于点醒；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想独辟蹊径从恶俗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杀出一条反抗的血路来。

而鲁迅的小说中的人物，刻意突出皮袍下的那个“小”字，让人们发自内心的去审视自己最深处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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