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峰回忆录连载第四章太和街老屋
太和街
分家
与西岭何家的显赫家世相似,百年前的恭城吴家,居然也是名噪半个县城的人物。
恭城街当年有一家叫《德泰》的商号,占据了最繁华的太和街的半壁江山,茶江码头上,停靠着的几十条货船,大半要靠德泰商号上、下梧州贩运货物,才能维持生机。
德泰商号最早创办的主人姓吴,叫吴锦端,正是父亲吴瑛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父。
恭城吴氏始祖正是源于吴锦端。
吴锦端的祖上居住在今广东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新塘围村,大约在清同治年间,吴姓三兄弟迁移至平乐沙子街龙湾村定居。年我通过叔叔吴云鹤提供的线索,带着妻子女儿,去龙湾村寻根,龙湾村的吴姓宗族见到我,十分热情,欣喜异常。第二年,我又随龙湾村的吴姓宗族,一起赴广东老家新塘围村寻根,算是重新找到了组织。
高祖父吴锦端是迁移广西的第二代,不愿在沙子龙湾村种田为生,孤身一人到40里外的恭城街打拼。高祖父年轻力壮,吃得起苦,头脑也灵光,先是在街头挑货郎担,走街串巷赚些蝇头小利。积沙成塔,居然几年后就在太和街买了房子,开起了商铺。后又娶了一广东郁南的同乡女子为妻,生下五子二女,其中的二儿子吴荣标,就是我的曾祖父。
由于劳累过度,高祖父43岁即病逝,葬于恭城县加会乡鸡婆坪村。
年,我在叔叔吴云鹤的陪同下,去寻找高祖父的坟茔,由于叔叔也多年未来,只记得大概方位,我们分头长久寻找不得,正在焦虑之时,我无意中发现一处长满荆棘茅草的高地,艰难地拨开荆棘,才发现正是高祖父的坟茔。后来又在远房堂哥吴美子的陪同下,翻找了三、四个山头,才找到高祖母的坟茔,看得出,高祖母的坟茔年前还有亲人拜祭过。第二年回恭城,我请了4个本地农民,花了半天时间,把高祖父的坟茔修整干净并拜祭。
高祖父死后,把家业交给曾祖父四兄弟操持。四兄弟同心同德,合力经营德泰商号,终于将德泰商号经营成恭城街第一商贾。
恭城河,也叫茶江
民国初年,政局混乱,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提出“桂人治桂”口号,建立起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陆荣廷投靠袁世凯,被授予宁武将军、耀武上将军衔。年3月出兵湖南、广东,参加组织两广护国军务院,任抚军,旋任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年孙中山命粤、滇、赣军入桂讨陆。年,陆在桂林被沈鸿英围困三个月,逃至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
陆荣廷虽然全身而退,却殃及池鱼,粤、滇、赣三军联合入桂,恭城首当其冲,赣军入城,恭城全城逃空,吴氏全家也仓惶逃至乡下。
据恭城县志载:
民国10年7月26日,赣军团长李明扬率兵入县城,派支队长胡元杰为县知事,兵无纪律,政多横暴。10月29日黎明,恭城民军万人攻入城,击毙赣军人,胡元杰等仓惶逃走。11月9日在全州、灌阳之赣军到栗木报复,烧毁房屋10余间。13日又会同粤军到县城烧毁铺余间。
很不幸,德泰商号正在这“烧毁铺余间”之中。
兵祸过去,四兄弟面对一片废墟,欲哭无泪,只得分家各做生意,从头再来。
解放后的太和街,青石板路铺上了水泥
曾祖父吴荣标继承父业,走的仍然是高祖父发家的老路:从恭城收购桐油生漆瓜子柿饼等土特产,下水路到梧州贩卖,然后再购买日用百货运回恭城销售。
此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已确立在广西的根基,建设广西卓有成效,广西的治安良好,商贾无忧,获利更厚。曾祖父经过几年经营,又撑开一片天地,重建商号。为了不忘父恩,重振家声,曾祖父将新建商号命名《德泰兴》,在原商号《德泰》后加一“兴”字,以示区别。
《德泰兴》重振雄风,虽然没能恢复到当年《德泰》的鼎盛时期,但也算是恭城街的头牌之一了。
可惜,曾祖父及曾祖母因劳累过度,同样是英年早逝,将《德泰兴》商号留给了三个儿子。
曾祖父的三个儿子名昌林、昌源和昌文,其中昌文早逝,留下孤儿寡母,仅在《德泰兴》里占有少量份额,但足以维持小康生活。
我的祖父,就是二房的吴昌源。
祖父留给我的印象太少太少。只记得成年后父亲给我看过一张祖父的三寸头像照片:光头、瘦脸、鼻子笔挺,眼睛里闪出鹰枭一样的杀气。祖父曾来过兴安看望儿子,我还隐隐记得,那年我7岁,正在兴中的后门玩,见父亲领着一个光着头,穿着一身唐装的瘦老头从斜坡下慢慢走过来。父亲陪他走到我身边,我已经被那瘦高子逼人的气场所震慑,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
祖父在兴安住的时间很短,但足以扬威立万。有一天我和大哥偷偷跑到灵渠游泳,一回到家,祖父一言不发,拿着竹鞭对着我们一顿暴抽。父母亲和奶奶、叔叔、表姐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发出半声。祖父打完了,丢下鞭子,仍是一言不发,这时母亲和奶奶才赶紧把嚎啕大哭的我们拉出屋去。
祖父读书不多,但能吃苦耐劳,伯祖父昌林为人精细,头脑灵活,又打得一手好算盘,曾祖父在的时候,就协助管账。弟兄二人接手《德泰兴》商号,自然是老大昌林负责管账管钱,弟弟昌源管跑货收货。
不想几年之后,《德泰兴》商号却运转越来越困难,生意萎缩,资金周转不灵,几近崩溃。
生意失败,伯祖父提出分家,各奔前程,祖父无奈之下,只得同意。
谁知道,分家的账一算完,祖父就惊呆了,他一家大小七、八口人,除了分得祖屋的四分之一,余下的只有十多斤大米。
恭城文庙
打官司
祖父生于年,兄弟分家这一年是年,正是40岁。
祖父19岁时娶恭城街商绅人家郑家三女郑淑慈为妻,就是我的祖母。恭城人习惯叫祖父为“公公”,但叫祖母仍为“奶奶”。祖母的父亲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也算书香门弟。凑巧的是,奶奶的外婆是西岭何家大房何西园的夫人,更为显赫的是,她竟是广西都督陆荣廷的侄女儿。
靠着这一层关系,恭城郑家在恭城街也是跺一脚震半条街的人物,因此,祖母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那时还没有母亲去读的梧州女师,奶奶上的是私塾。
清末秀才的父亲,对女儿的最大要求自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奶奶天性聪慧,不但做得一手好女红,还能算数记账。奶奶的聪慧还表现在超强的记忆力上,直到六十多岁,她还能背诵全本的戏曲《梁祝》、《卖花女》等。当年在兴安,我们全家穿的布鞋都是奶奶一个人做的,我常常听到奶奶一边在一针一针地纳鞋底,一边在哼唱着戏曲。
奶奶的超强记忆力得到完整的遗传,叔叔吴云鹤过目不忘,五弟吴海滨年幼时便记得兴中所有老师和几百学生的名字。年,我担任兴安土产公司仓库保管员,对仓库里几百个品种的品名、价格、库存都熟记于心,在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现场表演,荣获“活账本”美称,并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当时只觉得是熟能生巧,直到今天撰写回忆录,写到祖母,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也得到了奶奶的真传!
奶奶嫁入吴家,生育一女三子:长女吴惠兰,二儿夭折,三儿即我父亲吴瑛,四儿吴云鹤。
祖父年纳妾唐氏,我们称为小奶奶。小奶奶生育吴金兰、吴珍蓉二女。
据奶奶说,当年祖父分家回来,只背回了十几斤米,说大哥昌林跟他算账,因生意亏损,付完欠债后己无分文,只分得十多斤米回来。此时祖父一家三个大人,五个孩子,一家八张嘴,这十多斤米只捱得数日。这时正是年除夕之夜,全城百姓都在欢度春节,鞭炮烟花欢乐幸福,而在太和街号,全家死气沉沉,奶奶在痛哭不止。祖父放下米来,打开水缸舀水,不想水缸里竟跳出两条鲤鱼,祖父顿时破涕为笑:不怕不怕,还有鱼,年年有余呀!
祖父分家后又重整旗鼓,翻出搁置多年的扁担,挑桐油下梧州贩卖。一家人含辛茹苦,渐渐摆脱了困境。
恭城武庙
不久,伯祖父在分家前转移、隐瞒财产的恶行暴露出来,祖父气愤难当,把伯祖父告上法庭。伯祖父则用行贿等手段,阻挠法院判决。祖父铁了心,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旧社会打官司极为花钱,于是,祖父不断把挣来的钱花在打官司上面,除了购置保证一家大小生活的田地收租谷外,所有的余钱全都花在打官司上面,致使无心生意,仅在祖屋门口摆一小杂货摊维持生计,也造成年父亲考上大学筹措学费时,只能卖田为之。
伯祖父一家生意则越做越大,他侵吞了祖父名份下多少钱不得而知。不久他又与自己的亲四叔产生矛盾,将四叔与他合伙投资恭城栗木锡矿的股份全部吞没。四叔也告上法庭,而伯祖父故伎重演,行贿法院,操纵判决,致使官司一拖数年,一直打到重庆最高法院。
祖父与伯祖父的官司从年一直打到年才落下帷幕。伯祖父土改时被划为大地主,全家扫地出门,祖父一家划成分为小土地出租,保住了老屋太和街号且全家平安无事。
不过,打官司是老一辈人的恩怨,几十年过去,吴氏家族的后人尽释前怨,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年,我们几个叔伯堂兄弟,一齐出力把曾祖父的坟茔重新修整,立碑祭祀。
太和街上的周渭祠
太和街号
从茶江码头上岸,就是清一色的石板街,街名太和街,太和街也叫东门头。太和街越向前走,地势越高,因而每隔十多米,青石板路就会出现三、五级台阶。
太和街不宽,约4至5米,街两边全是商铺,各行各业都有。
太和街长约千余米,街道一头是码头,一头向县城中心伸去。不过,走出一个十字街口,到周渭祠的门口,就不叫太和街了。
历史上有两个周渭,一个是唐朝名人任秘书少监、文武全才的周渭。另一个就是颇得名声的北宋益州转运使,恭城人周渭。
北宋周渭关心家乡人民疾苦,曾经奏请朝廷免去繁重税役,新定田赋,他还竭力兴办乡学,开发民智。因为他一生廉洁奉公,颇有政绩,死后被朝廷敕封为“忠祜惠烈王”,家乡百姓感戴他的恩德,就捐款为他建了庙和立了塑像,永远纪念他。周渭执法如山、公正严明的贤臣,他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楷模。
太和街的门牌号是从码头开始,对面互错,号门牌,实际上离码头并不远,站在门前,就看得见码头旁的那棵百年香樟和降了帆停在码头上的货船。这就是民国年间恭城最繁华的一条街。
太和街号很窄,宽约三米,房子是青砖砌成,两层,两边都是同样式样的楼房。走进去,当街一间从前是个杂货铺,后面隔出一间厢房,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通向后屋。后屋长约20米,两个天井夹着一间厢房,留天井的原因自然是采光,否则走进来就是两眼一抹黑。楼上隔出了三间房,中间又建了一层阁楼,除了两边的墙,中间的房间、地板、楼梯全是木板的,年代久了,人走过去,木板吱咯吱咯地响。
后屋的外面是一个院子,约有一百多平方米,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地上种了小菜,院子角落搭了一间厕所。
年因兴安武斗,我回过老家大半年,后来又在恭城下乡插过队,对吴家老屋自然很熟。
号的两边都是很气派的青砖楼房,均高四层,宽有十来米,东边是一户周姓人家,西边则是老党校,号夹在中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奶奶告诉我,其实这两边的房子从前都是吴家的,与伯祖父分家的时候让他占了去,土改时全没收了,一座分给了农民住,一座给县委做了党校。奶奶还说,其实这还民国十年吴家挨火烧了之后重建的,原来还要大,从院子后面一直过去十多米,都是吴家的房子。我曾站在院子后的一个小土包上看了看,按奶奶的说法,这一片怕有两、三千平米的建筑。
大姑妈和姑父
太和街号,住着我大姑妈一家,我的大姑妈叫吴惠兰。
大姑妈很聪慧,当年与母亲一起就读梧州女师。大姑妈20岁出嫁,婆家姓颜,生子颜炜安,是我的大表哥。不过,大姑命运多舛,3年后便守寡回家,到年才改嫁现在的姑父罗来全。后来才知道,大姑当年这个选择,无异于跳进火坑之中。
姑父罗来全给我的印象首先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只知道他与姑妈一起在恭城在缝社工作,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平民阶层。改革开放后政治氛围宽松了,才知道姑父的罗家也是不简单的。
罗家早年由江西搬来广西,姑父四兄弟,老大和老四都早年从军,后来老大罗来源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改名罗克毅,很得老蒋赏识,升迁为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解放战争中任国民党军新七军军参谋长,兵败被俘,以战犯罪关押至70年代,才获政府特赦,回江西老家定居。
而老四罗来新则更要命。罗来新从飞行学校毕业,年国共和谈失败,蒋介石下令轰炸延安,率飞行大队执行轰炸任务的正是罗来新。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罗来新返恭城与父母诀别,临行将几支短枪交给罗家防身,虽然罗家在解放后即将枪支上交,但总有人怀疑还有私藏,历次运动仍纠缠不清。罗来新撤至台湾后曾任国民党军驻马祖岛驻军司令,至80年代后才与大陸亲人取得联系。,
有了这些骇人的社会关系,姑父一家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了。
我在恭城老屋居住的知暂时光,自然体会不到姑父的苦难历程,我见到和感受到的,是姑妈一家对我的融融亲情。
姑妈旺子,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颜炜安,老二罗清和、老三罗清榕和老四罗清贵。
姑父家由于受到两个儿子的影响,担惊受怕,两个老人先后去世,于是所有审查历史、追查枪支的压力全落在姑父身上,罗家老屋多次掘地三尺,寻查罗来新留下的枪支。后来,姑妈不堪骚扰,举家搬回太和街居住,但那些人仍不放过,跟踪而来,连太和街号翻过几次。
我的小奶奶唐氏,也是个很善良的人。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她于年与祖父离婚。其实离婚是名义上的,父亲对庶出的两个妹妹照顾甚多,解放不久,即把五妹金兰接到桂林投考广西革命大学。革大毕业后,五姑吴金兰分配到金秀瑶族县公安局工作,参加大瑶山剿匪,后与一起参加剿匪工作的五姑父徐正通结合,安家金秀县,又把小奶奶和六姑吴珍蓉接去。
父亲与大姑妈的合影
奶奶吉祥
奶奶缠过小脚。幸好后来放得早,脚没变畸形,走起路来跟平常人差不多。
奶奶是个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嫁夫随夫,夫死随子。
但是奶奶却不是个吃闲饭的人,相反,奶奶在我们家的地位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全家穿的鞋,都是奶奶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做布鞋其实是很锁碎的。
先是要糊布壳。布壳是用旧布或碎布,一片一片地刮上浆糊,平展展地贴在木板上晾干,一般要贴四、五层布。奶奶有几块专门用来晾布壳的木板,是父亲用拆下来的床板钉的。那时,只要天睛,奶奶就会把贴满了布壳的木板竖在门口晒,远远望去,花里胡俏的,很吸引眼球。刮布壳的浆糊用面粉熬成,要加上些许小苏打。奶奶说,加了小苏打,浆糊就不会变馊发酸,老鼠也不会偷吃。奶奶用来装浆糊的是一个破搪瓷碗,用了好多年了,从来也没有洗干净过,都是一层层的新的垛在老的上面,边上的浆糊,包了厚厚一层,硬得像铁一样,用力摔在地上,也不会伤到搪瓷碗。我上学的时候,要是用到浆糊,就从奶奶的浆糊碗里抠一团,拿纸包了放在书包里带到学校。有一次,我饿极了,拿出包好的浆糊咬了一大口,凉凉的很有嚼头,好像吃云片糕。
晾干好的布壳是用来做布鞋底的。放在鞋样上用剪刀剪出来,一层层的摞上,再用重物压紧,剪下来的布壳,也不能丢,重新整理好又用来贴布壳。
鞋底做好后,就可以纳鞋了。纳鞋用的是细麻绳。
在兴安中学的那些年,家里住的宿舍固定在图书馆旁的两间房。门外是一片荒地,奶奶把从恭城带来的苎麻种撒下去,当年就长出了好大一片苎麻。苎麻是多年生植物,每年砍了之后,奶奶都会用一些草木灰盖在上面,第二年苎麻就会长得很茂盛。
将砍下来的苎麻剝皮,通常是孩子们的事,剥下的苎麻皮要放在水沟是泡几天,把外皮泡烂,再用刀刮出里面的麻。
奶奶搓麻线的水平很高,把裤子挽到大腿上,然后先分出几根细麻,在大腿上轻轻一滚,立刻滚出一根细麻线,再攒了三根细麻线合在一起,在大腿上搓,一根结实的三股麻线就出来了。奶奶一边搓一边加麻丝,搓好的麻线在奶奶的脚边越堆越多,这时奶奶就会叫我把线头先在食指上绕几圈,然后松出手指头,把麻线一层层的绕上去,直到绕成一个皮球大麻线团。
我的奶奶
奶奶纳鞋底的时候,白天就端了一张小板凳,做在图书馆外面的走廊上,一针一针地扎着,夜里则坐在昏暗的电灯下继续着。奶奶的右手中指上套着顶针,身边的小筐中放着针夹子,每扎一针,先用顶针把针顶进鞋底,再用针夹子把针拉出来,一针一线,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倾注着奶奶的全部的心血。
小小一颗顶针,是我从懂事时就见到奶奶和母亲使用得最多的工具,耳濡目染,我从小也会自己缝补衣服,稍大一些,母亲又教会我用缝衣机。那年我回恭城避难,姑妈见我会踩缝衣机,高兴地拿了很多劳保服装给我加工,几个月下来,我竟成了一个熟练的车衣工并学了一些简单的裁衣技巧。多年后谈恋爱时,我在现在的妻子面前展现我的裁缝手艺时,让她感到惊喜不已,这也是日后她臣服于我的原因之一。
所以,文革初期我去上海串连,仅花的两分钱就花在给母亲买的一只顶针上。
奶奶性格宽容软弱,一生从未与人争执,受气之后只能忍气吞声,暗自涰泣。在家庭不可避免的婆媳之战中,奶奶总是处于弱势一方,丢盔弃甲,大败而逃。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几次回去恭城老家,高挂免战牌。
年,我修枝柳铁路归来,分配到兴安县溶江圆竹厂当学徒,在这里,我与现在的妻子梅初结识相知,那时我父亲尚未解放,她父亲则惨遭杀害,两人同命相怜,走到一起。
第二年,大哥从恭城老家把奶奶接来,为避免婆媳矛盾加剧,大哥在征求了我的意见后,把奶奶送到我工作的溶江圆竹厂。热心的梅初主动帮我照顾奶奶,我们好像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几年后,我和梅初结婚,奶奶仍然跟着我夫妻生活。
奶奶长寿,以98岁高龄谢世。在奶奶生命的最后十年,生活极为艰辛的叔叔把奶奶接去桂林一同生活。奶奶在96岁时不慎摔断大腿,瘫卧在床,同时患有老年痴呆症。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去桂林看望奶奶,亲手给她喂了半碗稀饭,至使在奶奶去世时,我心有所慰。
奶奶去世后,叔叔告诉我说:奶奶在昏迷中时,念叨得最多也最清晰的是我和梅初的名字。
我和妻子女儿与奶奶
80年代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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