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借骂写人,在骂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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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则笑，怒则骂。怒骂本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从骂声里可以认识骂人的人。所以，作家们都喜好在怒骂上做文章，来个“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生活中有善于骂人的人，文苑中有精于描写怒骂的高手。《水浒》作者借“骂”写人，尤其是在“骂”出个性来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水浒传》首先，《水浒》能够准确把握产生骂语的根源——怒。怒则骂。骂语总是由发怒这个根源尊生出来的。写骂语要顾及到发怒情态，尤其是要确切地把握发怒这一心理活动中的敏感之处，抓住了这一点，就能使骂语有充分的心理根据和丰厚的性格基础，闪耀出艺术的光泽。宋江在揭阳镇上，把五两白银送给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不料招来穆弘的一阵辱骂。原来穆弘兄弟乃是揭阳镇上一霸。宋江初来乍到，不仅未去“拜码头”，而且触犯了他们的“尊严”，按穆弘说法是：“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便去镇上撇科卖药，教使枪棒，被我都吩咐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那所做好汉出尖，把五两银子赏他，灭俺揭阳镇上威风。”
穆弘一个囚徒竟敢如此，自然激怒了穆弘，所以由怒而骂了。再如，雷横在同刘唐吵架中，怒不可退地辱骂刘唐是“败门败户的谎贼”、“贼头贼脸贼骨头”，从这刻薄尖酸的厉声骂语里，足见雷横之盛怒！这怒是刘唐激起来的。雷横本是县都头，也算是一个头面人物了，可是他出身于铁匠，还当过屠夫，这种从低微社会地位爬上去的人，忌讳别人揭“短”，但刘唐偏偏不识趣，说什么雷横“骗我阿男十两银子”等等，这带有明显侮辱意味的“骗”字，就象一把尖刀插入雷横胸口，所以勃然大怒，由大怒便情不自禁地暴发出如上所述的骂话。可见，作者并非孤立地去写人物骂语，而是把骂语看作是怒情至极自然进发而出的心声，这便写出了产生骂语的根源和逻辑性。
刘唐其次，在人物骂语中巧于运用独特语汇。小说是语言艺术，人物的骂语总是由词组合起来的。骂语个性化程度如何，最先表现在遣词造句上。《水浒》写骂语善于选择与运用各具特色的特殊语汇。同是粗卤人，鲁智深骂人离不开“娘的”，如“直娘的”、“直娘贼”等；李逵骂人则是“鸟”声不绝，问话叫“做甚鸟”，骂人是“鸟婆娘”、“鸟师父”、“鸟人”、“拜甚鸟”，表达情绪是“鸟水泊”、“招甚鸟安”、“干鸟气么”“谁鸟耐烦”。同是刁钻泼妇，阎婆好骂“屁”，什么“放你娘的狗屁”，王婆则独用别人不用的“湖狲”一词，如“含鸟猫狲”“你这小翻狲”。同是姻花女，白秀英骂人“老咬虫”，阎婆情则惯用成语俗话骂人。如什么“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等等。
鲁智深显然，选用独特语汇的骂语，不仅使骂语本身呈现出活泼鲜明的多色调，而且有助于突现性格特征。阎婆惜自小跟着行为不端的阎婆，闯荡江湖，有着“只去行院人家串”的经历，这样的教养以及阎婆把她当作“买卖衣饭的资本”的特定条件，使她染上了浮荡的劣迹，养成了深晓人情世故而撒泼的个性。再加上她是“行院“人家，常看戏本之类，颇识几个字。所以，她的骂语里便多带书面语言和成语之类。正如金圣叹评点的：“一篇中如飞剑句，五圣句，阎王句，确是识字看曲本妇人口中语。”第三，“骂”出骂者的性格感情来。这就是从骂声中让读者看到骂者的脾气个性、身份经历和社会地位。
阎婆惜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挑逗武松遭到斥责后，恼羞成怒，指着武大破口大骂，什么“这个腌愤混沌”，什么“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等等，活画出这婆娘的撒泼、凶狠和虚伪，从这“连珠炮”似的骂声中，我们仿佛看到她边骂边指手画脚的一副怒态来。第九回写差拨不见林冲送银子，即刻“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个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因！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身碎骨。”不必再去细细描写差拨是何表情，单从这骂话里，就足以使人想象到这是一副怎样凶狠恶煞的怒相，是一个何等势利、可恨的恶棍。
潘金莲挑逗武松第十四回，晁盖为搭救刘唐而装作是他的舅舅所骂的话：“这畜生，小人并不知道，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自当改日登门陪话。”这活现了“阿舅语”的口吻，切合人物关系。王伦骂林冲“你看这畜生！”这也合呼王伦作为山大王的身份口气。从骂语中亦能反映出人物的社会地位。戴宗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是州府一级机构的官儿，俗话说“官大压死人”。戴宗自视高傲，盛气凌人，因而他的骂语便带有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如骂宋江，“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这骂声不就反映了骂者的社会地位吗？再看厢官是如何痛骂梁山军校的，“你这大胆，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
晁盖搭救刘唐梁山义军即使被招安了，仍然是“贼”，而且是剐不尽、杀不绝的贼！这骂语反映了封建朝廷对梁山的仇视轻蔑，也充分刻画出朝廷命官高傲狂妄、自视非凡的丑恶面目。“骂”还能反映出人物某种特殊的爱与憎的感情。一般而言，恨到了极点就发怒，怒则骂，如前面所述例子。但也有例外，有某种“爱”，竟也会产生“骂”，而且愈是“骂“得凶，似乎就愈能强烈地表现出骂者与被骂者之间特殊的关系。如亲亲热热的小两口相互骂什么“坏女人”、“死人”等。有时，非正当的男女关系者用“骂”去说“爱”，则往往是令人恶心的打情骂俏了。第二十一回，当阎婆惜误把宋江当作张三郎时，便“口里喃喃地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
阎婆惜第四十五回，当潘巧云见到裴如海和尚闪入屋里时，“轻轻地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虽然这两处都写了“骂”，但读者却从骂语中听到了淫荡之心的跳动声，看到了一种不堪入目的色情狂之爱。如果不是从“反面”的“骂”去表现这种丑恶之情，而是从正面直接去叙写，其艺术效果反而不好。第四，“骂”出骂者灵魂深层的隐痛私衷。第五十二回，林冲与高廉对阵，骂道：“你这个害民强盗，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体，碎尸万段，方是愿足。”金圣叹在此批道：“骂高廉只此一句，下自痛骂高俅，妙绝“，“对高廉骂高俄，各人心中自有怨毒，妙绝”，“此等意思，又确是林武师，宋江不尔，武松不尔，鲁达不尔，李逵不尔，石秀近之矣，而犹不尔”这些话极有见地。
潘巧云见到裴如海每人都有自己所深爱与痛恨之处。恨之至极，不仅能潜入下意识，亦能浸透骨髓，这即是所谓刻骨之恨。备受高俅之害者，对高俅恨之欲其死者，莫过于林冲也，正因为林冲有着受尽高俅残酷迫害的遭遇和经历，又由于他秉性深沉内蓄，才形成了他对高体极深的怨毒心理和语言，以至于虽然面对高廉，却把怨毒之火烧向高。而象李逵、武松等人虽也有自己特殊的怨恨，但他们往往随时发泄出来，而不象林冲这般蓄之既久，一旦进发而出，便是借助骂语，淋漓尽致地展示灵魂最深层的隐痛和仇恨。第五，通过“骂”，有时还能奇妙地反映出被骂人的品性来。有的人“骂”人是胡骂，是为了出气，如曾被宋江救过命的刘高老婆，转眼之间，翻脸不认人，大骂宋江是“前日青风山抢虏下我的贼头”，是“赖皮赖骨”，这纯是诬告陷害。
林冲欲手刃高俅但有的人“骂”人，却是从血的教训和严酷现实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认识”，是对被骂人的一种尖酸而准确的评价。那林冲骂王伦“这是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正是对王伦所作所为的确切评判。再如，林冲在山神庙前手刃陆谦时，骂了三句话，用了三个词：“好贼”、“泼贼”、“奸贼”，这是对陆谦罪恶一生的概括评价。这样的痛骂出自一个受害者之口，何等尖锐、有力！以上事例使人看到，《水浒》的骂语不仅写得多，也写得精彩。关键是作者熟悉和深刻了解他笔下的人物，能够剖析和把握人物发怒这一心理活动的特点，并用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去表现“这一个”的骂语来。在写骂语时，又能进行去粗存精的艺术加工和锤炼，所以《水浒》中骂语虽然较多，但基本上没有粗俗丑陋的弊端，而具有美学的价值，富有艺术表现力，能够让各色人物在骂声中丰满地站立起来。
陆谦至于《水浒》“骂语”描写比较多的问题，大致同作品特定题材、人物及写作特点有关。《水浒》社会历史内容异常复杂博大，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与黑暗，歌颂了人民的造反精神，反映了官逼民怒、“怒而促反”“民不得不反”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天怨人怒”贯穿于整个作品中，有怒自然也就有“骂”了。再从作品所描写人物看，大都是草莽好汉、绿林豪杰、四海英雄，他们不甘于受封建压迫，敢言、敢怒、敢做！怒，往往是他们英雄性格和壮烈行动的生动体现，是他们的权利、又是他们的一种特殊斗争手段。而他们的秉性又多急躁粗卤，如此等等，就特别易怒、敢怒、敢骂。写他们由怒铤而走险，怒而奋起反抗，而根本不相应地写他们的某些“骂语”，那是难以想象的。
林冲骂王伦再说，由于“怒”在塑造性格、联结情节的作品整体艺术构思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作者也就乐于写怒、写骂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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