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伯颜灭宋秋毫无犯,凯旋归来迎接他

公元年十一月九日，伯颜再次兵分三路向临安进发。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周边诸城望风奔溃，临安再无险可守。十二月五日，伯颜占领无锡。宋廷没有了可用之兵，也没了可战之将，只好派人求和。将作监柳岳等带着宋皇、太皇太后以及大臣们的书信来见伯颜，哭着说道：“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

这样的场面确实让人同情，但两国交战，容不得恻隐之心。伯颜冷冷道：“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伯颜最后这句揶揄可说专往宋廷的气管子上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欺负后周世宗柴荣的老婆孩子，抢了后周天下，现在也是在孤儿寡母掌国时被逼到如此境地，也算是报应不爽了。面对这番话，宋使也只能“顿首泣不已”罢了。

至元十三年（年）正月中旬，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廷再次遣使迎降，但要求保留宋朝。正月二十二，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吴坚、贾余庆等人一起与伯颜交涉。两位英雄初次见面，本来很瞧不起宋臣的伯颜被眼前这位不卑不亢的文人所震撼，知道此人必定不会让宋廷乖乖投降，于是便借口有事相商，强行将文天祥扣押在军中。伯颜此举，虽有些无赖，却也是对文天祥惺惺相惜之意。他若看不出文天祥是个英雄，便不会作出扣押的事情来。文天祥在敌营遇到这位“知己”，能够受到敌人的重视，算是大幸，而这种重视又使自己身陷囹圄，有力使不出，也算是大不幸了。

文天祥被拘押，丞相陈宜中逃走，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已经保护着度宗另外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南逃。临安城中留下的都是如吴坚、贾余庆这样唯唯诺诺和恬不知耻之辈，主事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又老迈昏聩，除了投降，也确实无路可走。

正月二十五，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等一干大臣拿着伯颜授意修改过的降表来到伯颜军中呈献。伯颜置酒款待，并让文天祥作陪。文天祥大骂伯颜不讲信义，也大骂贾余庆等人卖国。但大势已去，自己又失去自由，再骂得痛快也无济于事。正月二十六，伯颜派部将嗦都率军进入临安，保护皇宫并控制各要隘。文天祥苦心招募的勤王部队被贾余庆解散。二月初一，伯颜遣使招降曾经多次抵抗元军的淮西制置使夏贵。二月初五，南宋恭帝赵显正式颁布降表和谕降诏书，南宋灭亡。两宋从太祖赵匡胤建国到此时，享祚年。

从年由窝阔台汗开始的征宋战争，历经42年之久，到这里总算有了个结果。有人说南宋南宋能够如此之长的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足以证明其军事上并不孱弱。其实，窝阔台汗时代，蒙宋双方只能算是略加接触，蒙古帝国的主要目标是向西而并非向南。贵由汗时代只顾着内讧，没有攻宋。蒙哥汗时代虽然大规模南征，可蒙哥汗却意外崩于半路。到忽必烈掌舵，又要用大量时间和自己的兄弟们打仗，安顿后方。待到可以全力南下时，只用了八年便灭亡了人口、地利、科技都占优的南宋，说南宋不弱，并不客观。

而要说南宋必然灭亡，却也是后见之明。其实，忽必烈本身并没有能必然灭亡南宋信心。作为一个雄才大略，但有很迷信天命的帝王，忽必烈直到最后关头还认为南宋天命未绝。当伯颜领兵南下时，忽必烈在与姚枢的密谈中还说道：“自太祖勘定天下，列圣继之，岂固存制令久帝制南国耶？盖天命未绝。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天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勿易视之。”在交战过程中，忽必烈先是下诏停战，后又召回伯颜，原因就在于这“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的担心。如果南宋方面能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挡住哪怕迟滞伯颜的进攻，都有可能换来忽必烈首先提出议和。然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水师的南宋竟然屡屡大败于北方水师，将帅只知逃遁，文臣只图自保，虽有少数英雄奋力拼搏，也是大火滔天杯水不济了。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句名言，但并不符合事实。即使是今天，百姓们也是“沉默的大多数”，真正能对历史起到作用，挽救民族命运的，往往是精英。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已被蝇营狗苟之辈充斥，又怎能免于灭亡？正如太皇太后谢道清在质问文臣武将时所说：“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衅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老太后没有吕雉、武则天的本事，保不住宗庙社稷，但这番话却是一针见血。

对手的种种错误再加上努力与天赋，终于使得伯颜成就了自己的辉煌。无论南宋君臣如何，他已经完成了忽必烈交给自己的使命。而在进入临安后，他出榜安民，维持秩序，下令封存府库，登记钱谷，将士不得擅自进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保护了繁华的南宋都城没有遭到破坏。但作为征服者，他也按照指令将太常寺的祭器、礼器，秘书监的图书、户口簿册以及衮冕、圭璧、符玺、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象征政权的物品全部清点装运北归。宋皇室成员除了太皇太后谢道清因为有病而暂时留下外，也全部押解北上。

三月十日，将善后之事交给董文炳、阿剌罕等人后，伯颜押解宋室以及朝臣、太学生等出发。闰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大都，三十二日又启程赶往上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对伯颜如此之快的平定江南极为满意，命令文武百官全部出上都城迎接伯颜的归来，这是对于凯旋将领最高的礼遇。然而，偏偏这礼遇让伯颜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在迎候伯颜的百官中，最积极的是忽必烈的新宠，平章政事阿合马，为了表示亲热，竟比别的官员多迎出十余里。这位回回人以善理财而得宠，一方面让元廷府库充盈，一方面也想尽一切办法填充自己的腰包。他这么急着见伯颜，也是有着下作的原由——索取礼物。阿合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伯颜一定会给自己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极为珍贵的礼品，伯颜刚从南方回来，他所征服的临安城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奇珍异宝难以计数，伯颜从缴获中拿出一两件来给自己是不会肉疼的。

可惜，伯颜并非贪财无行之人，整个灭宋战争中他没有贪图一分财物，“归装惟衣被而已”，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礼物给阿合马。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伯颜将当年旭烈兀送给自己的玉钩绦解下送给了阿合马，并说道：“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这其实算不得什么讽刺，只是有那么点自我标榜。可当着妓女说贞洁本身就是对妓女的侮辱，阿合马认为伯颜有意轻视自己，遂怀恨在心。

在之后接受宋皇朝觐，祭告太庙，庆功宴等等仪式上，伯颜都身列显位，祭告太庙时还被任命为司礼官。忽必烈将他召至宫中慰问，大加褒奖，伯颜只是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对这种谦虚，让忽必烈极为满意。君臣相得的场面很是温馨，但阴影已经笼罩在伯颜头上。不久，阿合马诬告伯颜私自藏匿南宋国宝玉桃盏，同时，曾在江淮指挥作战的别里吉迷失也控告伯颜对于圣旨指派的官员不给予委任，反而派给自己的亲信要职，是为不臣之举。忽必烈大怒，将伯颜下狱。

到了这里，历史上重复无数遍的“鸟尽弓藏”悲剧似乎就要上演，所幸怯薛太官玉昔帖木儿上书力荐伯颜无罪，同时，也确实找不出伯颜窝藏宝物和任用私党的证据，案子便压了下来。伯颜被释放出狱，但所有职务被免，在家闲住。功臣无故获罪，不明不白的被罢官，伯颜的心境恐怕和当年的韩信相仿。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从不会口出怨言，也不会摆出很受伤的样子给别人看。平日深居简出，不与其他大臣交往。这样示弱的表现，不但让忽必烈放心，也逐渐让忽必烈意识到自己可能冤枉了伯颜。

居功不傲，受屈不怨，对一切都淡然处之的伯颜相对于在战场上天下无敌而性格上过于偏执的韩信，在谋身上要高明很多，从而结局也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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