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话语与中国经验研讨会用什么语言来解释

年12月16日至17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ofExeter）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联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协办的首届“全球话语与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大楼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副所长姜佑福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学者丁耘、伊安·汉普歇尔-蒙克（IainHampsher-Monk）、伊夫·辛多默（YvesSintomer）、吴新文、刘红凛、范勇鹏、梅俊杰、殷之光、田雷、达里奥·卡斯蒂廖内（DarioCastiglione）、艾米丽·弗兰克（EmilieFrenkiel）、张飞岸、陈祥勤、王涛、罗丝·卡罗尔（RossCarroll）、张奇峰、张广等参与了研讨。

王振

方松华

姜佑福

陈祥勤

本次研讨会有三个议题：“政党”“民主”“法治”。与此相关的中国经验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

“政党”“党派性”与“国际主义”

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的刘红凛教授在他的发言中借助柯什海默（OttoKirchheimer）的研究，梳理了西方现代政党系统的转型，即从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权贵党”，作为私人组织），到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大众型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再到争取尽可能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政党（“全能党”“卡特尔党”，作为准国家机关）。演变至今，西方政党犹如明日黄花。

刘红凛

埃克塞特大学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史讲师罗丝·卡罗尔在他题为“欧洲传统中的政党的批判”的发言里，便提供了以下观察：就当下西方民主政制而言，与政党（politicalparities）羸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派性（partisanship）声势浩大。一方面，诸政党的党员数量锐减，党内精英主导政治议程，定调大选候选人，老牌政党已然自绝于选民，嵌入到国家机器之中，如法国前进运动这样的新到者更令其地位岌岌可危；但另一方面，选民变得愈加两极分化，鲜有妥协的空间，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关键机构的正当性遭到了削弱，因为人们怀疑它们怀有党派动机。这一现象让卡罗尔意识到，“现代政党”和“党派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于是，他便试图对十八世纪——现代政党兴起之前——关于党派性的思想史作一番考察。

罗丝·卡罗尔

围绕这一问题，既有的标准叙事是：十八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对“党派（party）精神”存有戒心。在他们看来，派别林立会威胁政治秩序的统一和完整（卢梭）；结党营私，是道德败坏的症候和原因；甚者，党派还和多数的暴政有关（麦迪逊）。但卡罗尔却抛出了相反的观点：即使在党派最严厉的批评者当中，仍有褒扬它的声音。比如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就认为，党派证明了人类拥有自然的社会性，完全自私的人是不会站边的；休谟虽然对党派精神感到绝望，但他也意识到党派与自由政府相关联，鼓励人们质疑政治和宗教权威；伯克指出，党派有优劣，立派别（party）和搞小团体（faction）不能混为一谈，后者才是不好的，托尔维尔亦称，伟大的革命鼓舞伟大的党派（greatparties）之争，安乐稳定则会把政治化约为小党小派（smallparties）为蝇头小利而爆发的口角；最后，在麦迪逊看来，党派数量的繁殖可以弥补党派本身的种种缺陷。

卡罗尔总结说：如果关于党派的思考（partisanship）早于现代政党的诞生，那么在政党民主的时代终结之后，它或许也会有来世。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大众政党之后，党派性会以何种面貌出现？

殷之光

在卡罗尔描述的政党政治衰弱的当下，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认为，不妨从历史中寻找拯救政党政治的道路，而他找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际主义的话语、经验对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那个时刻。

根据殷之光的梳理，在英语世界中，“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份伦敦小报上（

IllustratedLondonNews,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文明”的同义词，类似于那些享受了工业革命成果的阅读大众之间的同时性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主义”可以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所替换。不过当年，“国际主义”再次出现在同一份刊物上时，却值德国民族主义高潮：一个德国陪审团把“国际主义”视为叛国罪——那是损害国家利益的非法情感。

关于国际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中国的联系，殷之光举了三个例子。年，孙中山于北京病逝，虽然其出殡仪式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性，但现场的牌坊上却书：“世界大同”。年，为回应国联，作家威尔斯（H.G.Wells）创作了一部小说

TheShapeofThingstoCome

，小说用相对简单的英语（basicEnglish）勾勒了一个未来的世界政府，最终，经过一场无血的政变，这个政府被推翻，人类达致乌托邦。一年后，小说的前两章被译成中文，冠以“未来世界”之名出版，此后多次再版。译者称，翻译该书是为了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想象。年，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森（Carlson）在其第三次中国之行中前往中共根据地，在他拍摄的根据地照片里，竟有支持马德里的标语。

殷之光认为，对于年代的新中国，追求国际主义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社会。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关系是其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基础，而这一道德又转化为行政基础，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最基本的工作、生活中，胸怀整个世界的解放运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每个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辛勤工作不仅为了国家，也为了整个世界，在此，政党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超越性的先锋党。

“法治”“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

在第二场会议，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理论和历史学副教授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从政治学的角度检讨了西方的“法治”（ruleoflaw）概念。根据他的分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法治”有三种不同的特征：形式的、程序的和实质的。首先，法治的形式原则是指法律的一般性、公共性、前瞻性、清晰性、相容性、可行性、稳定性、一致性（富勒）。通过这些形式原则，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能够给公民带来稳定的预期、合理的集体决策，以及在与国家和其他公民的关系中，产生信赖的背景条件，从而为公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提供保障。法治的程序特征包括：法律被公平、独立地实施；在法律制定和适用的过程中，存在某种形式的代表权；有多种形式可以对法律提出质疑；有权要求某个决定被解释和证成。这些程序特征是法治保护公民的社会和制度条件。此外，还有人认为法治的形式主义面向太过单薄，可能使法治沦为“守法主义”（legalism），便要求它必须具有某些实质性的核心元素，如财产权、人权。

卡斯蒂廖内介绍了两种对“法治”的批评。比较古老的批评认为法治缺乏弹性，应用起来很困难（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对当代的批评认为，法治误解了现代国家的性质，误解了法律、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的现代立法和行政都是基于各种标准专设的，且具有积极行动的性质（如旨在消除区别对待和歧视）。在卡斯蒂廖内看来，这里的问题是：法治不该被视为某个政体的唯一理想，而是得与其他理想调和；法治对合法性的强调也应该弱化，因为这有把社会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的风险，并有可能使私人自治损害公共自治。

伊夫·辛多默

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夫·辛多默在他的发言中区分了英美传统中的法治（ruleoflaw）观念和德国、欧陆传统的法治国（

Rechtsstaat

，stateoflaw）观念。“法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即对任意专断（arbitrary）的拒绝；其二，统治者服从法律，而不是高于法律的事实。至于“法治国”，除了有“法治”的这两个方面之外，还包括三项额外的特征：第一，一个强大的权力等级，孟德斯鸠有言，法官是被动的存在，是法律词语的喉舌；第二，（尤其是民法法系的）规范（norms）等级：国际条约、宪法、法律、判决、法庭审判规程；第三，人权。辛多默的问题是，在这个全球治理的时代，这些西方的旧观念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经过一番分析，他得出以下若干结论：今天，英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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