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01

人脑的重量约为1.5kg，占体重的2-2.3%左右。在动物中，人的大脑与体重的比例最大，因此生物基础决定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思想和意识。人的意识虽然只是一种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可以对现实的物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组织、科学、艺术、哲学、革命、战争、娱乐......所有的非自然物质世界的创造无一离得开人类的意识作用。

人类的思想造就了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

但是，虽然人类整体的意识对自然有如此巨大的改造力，但是，作为一个个微观的个体，我们时常会生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触。有史以来，从许由、伯夷、叔齐到嵇康与东坡；从《离骚》、《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到《牛棚杂忆》，无数文人骚客、诗词文字都为后人留下了人生无常、难以把控的嗟叹。有句歌词唱的好：“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蝇营狗苟，追逐“名利权情”基本可以概括多数众生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的人生又显得极其委屈、无趣，个人的意识也常令人感到单调与乏味。

可就在这种单调乏味的人生中，总有一些智者超脱了出来，不甘于做人生的“奴隶”，宁死不做单调乏味潮流的“奴才”，这样的人有的牺牲在人生半途，有的成长为了人类思想的先驱与引路人。幸运的是，在我们的中文文化长河中，就成长出了这么一位文化先驱——他就是鲁迅。而鲁迅的诞生，从历史溯源，我们都应该感谢一场科场舞弊案。

02

年，29岁的周介孚中举，33岁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与所有热心功名，迷恋科举的人一样，读书科举相对顺风顺水的周介孚在初进官场时，也心存宏图大展、光耀门楣之志。可是，性格决定命运，周介孚虽然长于科举考试，但却对为官处世之道，颇欠天赋。

按照清朝惯例，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入庶常馆深造，三年结业，名为散馆，成绩优秀者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检讨，居京留任。翰林院庶吉士是朝廷的高级后备人才，前途无量，是进入清朝官场核心的快车道。但是正如所有幸福故事都有转折那样，虽然踏入了官场快车道，周介孚却没能走的更远。

周介孚散馆之后，被外放到偏僻贫穷的江西金溪县当了知县，在任上迂执乖戾，不明事理，不通人情，率性而为，顶撞上司，于是知县干了三年，被弹劾罢官。据记载，由于周介孚是正经进士出身，于是在任中颇有些看不上那些不是科甲出身的上司，他即不会阿谀奉迎，更不屑巴结讨好，言语上还多有冲撞。有一次他到知府晋谒，不知为何，话不投机，抚州知府下不了台，抬出大帽子来压他，说：“这是皇上家的事。”周介孚竟然脱口而出：“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皇上？”出言不逊。对上不敬，对下周介孚“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他不仅严格自律，并且不给别人机会。如此做人，上下关系都搞得十分紧张。性格即命运，“性介”的结果自然就是“运蹇”了。在一次两江总督沈葆桢整肃吏治的运动中，周介孚被弹劾罢官。

相信在当年中进士的时候，周介孚心中也曾有过壮志豪情，梦想成就一番伟业。但是，正如《投名状》中陈公对庞青云惋惜的劝告那样：“要想有所作为，庞大人，你得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周介孚此时虽然还活着，但是性格导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结束了。

罢官以后，周介孚经人指点又卖田捐官，在官场浮沉了十年终于在年在内阁当了个负责文书的七品小官。这时候，周介孚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对自己的官运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转而把希望都寄托到了儿子周伯宜身上，花费精力培养儿子读书科举，重走自己科举官场的老路。

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光绪皇帝决定开恩科，要在年全国举行乡试。周介孚长子没能遗传父亲的科场天赋，才学不高，自秀才之后，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此次增恩科取士，周介孚便想让儿子继续应考。这年春天，各省的考官陆续放出，负责浙江乡试的正是周介孚的同科进士殷如璋，周与殷颇有些私谊。鉴于儿子才学不足，仍有落榜之虞，周介孚便动了“走后门，托关系”的心思。

七月初，殷汝璋取道运河，经苏州到杭州。他不能上岸会客，途径苏州，船便停在了苏州阊门码头。周介孚此时正在“丁忧”，不便面见朋友，便派了仆人陶阿顺去送信。书信“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介孚名片一纸，“年愚弟名帖一个”。“凭票发洋银一万元”是所谓的“空票”，事成以后即可支取。“宸衷茂育”是嵌在文章中用来作弊的字样标记。如此行贿舞弊，可谓设计得天衣无缝，这本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送信的仆人名为陶阿顺，当时殷汝璋官船之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例行拜访，宾客正在闲叙客套。陶阿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空票”交给殷汝璋随从，让呈给其主殷汝璋。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后，当场明白，在外人面前不便拆看，便将书信若无其事地放在一旁，继续和客人闲谈。

但是陶阿顺见书信与“空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陶阿顺闯了大祸，本来殷汝璋心知肚明，老同学写信必有要事相托，重金酬谢已成惯例，这层窗户纸偏偏让陶阿顺这家伙给捅破了。当着苏州地方官和百姓的面，殷汝璋只能公事公办。遂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也一并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科场舞弊在当时是大案，案情迅速传到了北京。光绪皇帝闻讯后，下旨“案关科举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注：周福清即周介孚），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此时周介孚已经得到了风声，躲到了上海租界，后来儿子周伯宜被捕，周介孚只好出来自首。原本光绪御批周介孚“斩监候”，周家花大量钱财运作，次年改为监禁，直至八年后，年八国联军之乱结束慈禧下旨赦免了一批陈案人犯，周介孚被释放出狱，并于三年后去世。其子周伯宜也因为这场科考舞弊案深受打击，于年英年早逝，自此周家开始家道中落。

03

鲁迅是周介孚的长子长孙，年出生于新台门，此时周介孚还在北京候官。年3月鲁迅的太祖母去世，周介孚回乡奔丧，7月份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科场舞弊案，周介孚被捕入狱，这一年鲁迅12岁。鲁迅父亲死时，鲁迅刚刚15岁。

幼年鲁迅经历家道中落，对其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呐喊》中鲁迅写道：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窘迫的生活让少年鲁迅早早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祖父入狱，父亲早逝，在困顿之中生活了几年后，祖父的出狱并没有让少年鲁迅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

周伯宜病故的时候，周介孚正在杭州监狱里服刑，他在狱中得到儿子病逝的消息，就写了一副挽联：“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个挽联是在骂周伯宜，你抛下妻儿自己走了，让孩子成了孤儿，让孩子日子过得凄苦。是我没有把你教育好，负了你生母的遗言。周伯宜一生不如意，死后还要被其父痛骂。周福清出狱后，回家后看谁都不顺眼，见谁骂谁，还让少年周作人穿着长衫到菜市场去买菜。在菜市场穿长衫，如同在像耍猴一样，周作人十分难堪。周作人和哥哥、兄弟聚在一起也被周介孚骂作“乌大菱壳”（绍兴话，意为垃圾废物）。

后来鲁迅去日本留学，二孙子周作人也到外地上学了，周祖清看家里的人更不顺眼了，后来他病危前，居然给自己提前写了挽联：“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当时家里的人文化水平低，也没看出他写的是什么意思，后来鲁迅回来，周建人出示这副挽联给鲁迅看。鲁迅看了说：“这是在骂人！”为什么说这副挽联是在骂人呢？周介孚是说地下的人才是他的亲人，而世上活着的人，乱了纲常，不敬他这个长辈，世态炎凉。

04

在亲属与大人缺乏亲情、没有温情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鲁迅，似乎特别看重儿时同伴之间的真情。在鲁迅的作品中，曾深切回忆了三味书屋、百草园的童年时光，还有水乡看社戏、厨房遇闰土、听奶奶讲故事的儿时快乐生活。这些童年的乐趣为鲁迅提供了一生心灵的治愈。

但是这些少儿单纯的欢乐却弥补不了家庭悲剧所引发的心中悲情。鲁迅文章，其中几乎都笼罩着一层悲情的色彩，正是这种悲情的力量，推动着鲁迅的不断反思，促成了他弃医从文的抉择。

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凝聚了鲁迅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他对沉滞落后中国社会的质问。他的作品塑造了诸多悲剧而扭曲的角色，淋漓尽致展现了国民身上的劣根性。

这在当时文坛，首开先河，振聋发聩。锋芒毕露的鲁迅，充满了与旧社会割裂的革命战斗力。这种旺盛的战斗力来源不能说与其少年悲苦的经历没有关系。经历过绝望才会生出希望，经历过痛苦才会无惧痛苦。革命的鲁迅以其无畏的姿态独挡文坛密集的“刀箭”，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悲剧的发生，对一个家庭及其成员而言，永远只有悲苦的含义，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却又未必是一件坏事，这又一次体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和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之间的悖论。许多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经历过了人生的跌宕起伏才对何为人生真谛有了领悟，创作出了流芳百世的伟大作品。我们有杜甫、李煜、曹雪芹、鲁迅；西方有笛福、梵高、贝多芬、杰利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难道只有痛苦的经历才能在文学与艺术上创造深刻的思想？

05

如今时代，“逆袭”是社会的主要命题。逆袭成功的人凤毛麟角，等待逆袭的人如山如海。那些渴望逆袭的人总是迅速的被社会环境所同化，快速从一个“理想者”转变为蝇营狗苟的“世俗者”，寄希望于依靠与别人相同、不那么稀缺的“世俗”获取另一些“世俗者”的青睐与施舍。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早有过犀利的评述：

“做奴隶虽然不幸，也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不读历史的人不知道的是，人类永远不缺“奴隶”，历史也从来记不住“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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