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运动从蝇头小事到全民公敌,苍蝇在中国

晚清至民国，在新的公共卫生话语中，苍蝇的形象由过去的“蝇头小事”变成了“国民公敌”。这一认知转变与当时的卫生启蒙密不可分。清末，多数国人对苍蝇传疫不以为意。北洋军阀时期，苍蝇不断被推到公众的面前，让民众理解细菌致病的原理和苍蝇传疫的危害，进而配合灭蝇运动的推进。

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家全面介入公共卫生活动，苍蝇不仅是个人健康之害，更被视为整个民族之害，国人与苍蝇展开了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以灭蝇运动为代表的现代卫生启蒙从民间组织到政府主导，从针对知识群体到面向大众，从公共空间到家庭空间，经历了一个渐次递进和不断深化的传播与认知过程。

“蝇头小事”：西方防疫科学开始传入中国

古人对苍蝇的认识主要聚焦于其扰人与逐臭的本性。苍蝇因聒噪不堪、喜近污秽而令人生厌。宋代欧阳修在《憎苍蝇赋》中描写苍蝇“寻头扑面，入袖穿裳”，将苍蝇聒噪扰人的形象描绘尽致。此外，苍蝇也因追腥逐臭而被视为“肮脏”，遭到驱赶。

古人曾对入座的青蝇以扇驱之，亦有将不死草“置盘筵中”来驱蝇的记载。不过总体来说，在“科学”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千百年中，人与蝇长期共存，大体上相安无事。周作人曾在《蝇》一文中忆及儿时捉蝇的趣事，他便认为“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禽虫更为卑恶”。

国人对苍蝇的这种认知随着现代卫生观念的传入而日渐受到挑战。现代“卫生”发轫于西方实验科学，尤其奠基于微生物与疫病知识之上。作为“舶来品”的细菌理论与卫生观念在中国本土传播得并不顺利，不仅为固守风习、尚未开化的底层民众所抵触，而且引起长期浸染于传统医疗文化之中的医师、士绅群体的质疑。

针对传染病肆虐的因由，中西医学呈现迥然有别的两套理论体系，在这两种体系中，苍蝇的角色完全不同，进而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疾病观念和对苍蝇的认知。与西医借助科学实验得出结论的方式不同，传统中医对苍蝇与疫疾关系的认识主要基于经验观察。

比如许多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秽气”或“疫气”所致。“疫病，是天地不正之异气，四时皆有，能传染于人。”乾隆年间，天津知名中医刘奎根据观察发现，苍蝇和传染病往往同时出现，那些疾病肆虐的村庄总会出现成百上千的苍蝇。他认为，因苍蝇喜脏，能嗅到人类无法闻到的秽气，苍蝇聚集的场所便表明有疫气、邪气或秽气。

对此，其他人也有类似见解。道光年间的《瘟疫汇编》记载：“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人人家，必有瘟疫而亡者。”晚清一些中医典籍甚至开始用“疫虫”、“尸虫”、“毒虫”等形容致病的微小生物。知名中医陈虬便将年的香港鼠疫归咎为“疫虫”所致。

整体来说，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疫气”或“疫虫”与显微镜下的细菌尚有本质区别，没有认识到蝇虫乃传播疫疾的重要媒介这一原理。除“疫气”之外，传统医学还将天气的反常、饮食的混乱、作息的失序、内在的失衡视为导致疾患的重要因素。以清末流行的结核病为例，当时绝大多数中医认为，该病并非外在的物质因素所致，而是个体过度劳累，特别是心力上的过劳所致，防治的重点是静心休养。在这种综合多元、内外兼顾的病因阐释系统中，苍蝇之于传染病是较为边缘的因素。

西医则坚信“一病一源”，通过侦测病原体对症下药。就结核病而言，西医认为由结核杆菌引起，防治的核心在于阻止该种病菌传播，要做到环境清洁、不随地吐痰等。苍蝇作为传播结核菌的重要媒介，尤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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