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苏东坡你们说我很快乐,却不懂我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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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化界出现了一波宋代文化热，无论是传统期刊杂志，还是新媒体，都在跟风解读宋代，其中苏东坡是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人。这波流量，小嘟博士必须要收割。有宋一代，常为后人文人所称道。宋太祖欺孤儿寡母得天下后，重文抑武，立下不杀读书人的国策，意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权力的宽容，造就了宋代文化在中华历史上的大放异彩。陈寅恪所言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一句，经常被后世膜拜他的徒子徒孙们奉为圭臬。但小嘟博士认为，正是有宋一代，造就了后世读书人的精神残疾。他们在宋室南渡以后，文不能治国安邦，武不能建功立业，却沉湎于舞文弄墨的风花雪月、考据训诂的闭门造车、梅妻鹤子的矫揉造作或是归园田居的无可奈何。极少数可遇不可求的闪光点，如王阳明的正本清源，黄宗羲的拨乱反正，李贽的革故鼎新，却被打断了脊梁骨的酸腐文人们狂吠一般群起而攻之。如易中天先生所言，中华文明从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流变为宋的纤细、元的空灵、明的世俗、清的官腔，对人类文明再无像样的贡献。民国文人对赵宋的期期恋恋，不过邯郸学步罢了。读书人沉沦至当代，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满腹盗娼。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他们对苏东坡强行厚此薄彼的误解，对王安石千年以来不公正的评价。02在传统文人眼里，苏东坡的一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范。就学术造诣和文化功底而言，举凡文章、诗词、书画，苏东坡都能达到极致的水平。更何况苏东坡能在一生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境遇中，保持独立敢言的气节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精神自由。后世文人对苏东坡的赞美，一大半来源于同样是文人的林语堂。在英文翻译成中文、出口转内销的文人传记《苏东坡传》中，林语堂这样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发表《苏东坡的人生地理》一文的聂作平这样评价苏东坡：“即便在苦难的放逐中，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仍然能够完整地完美地创造自己的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把对一个传统文人最高的赞誉给了苏东坡。03然而，小嘟博士认为，这恰恰印证王安石在《与司马谏议书》所说的那句话：“人们习惯于苟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们不愿为国效力，把媚俗取悦世人作为一种风尚。”后世文人倾心向往苏东坡留下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充分发扬颂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苏东坡吹捧成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这样的吹捧，是以对苏东坡的对手、变法图强的王安石作为垫脚石的。他们把苏东坡上书反对变法称颂为敢言直谏，把苏东坡疏浚西湖、组织农民种菱角，组织孤儿院收养弃婴、建医院给穷人治病称颂为杰出的政治才能，把苏东坡因言获罪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任用了奸邪小人。在小嘟博士看来，苏东坡的这些政绩，不仅赶不上王安石这样的改革者，当下哪怕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驻村干部，都做得比他要好。而且，苏东坡也不是把全部身心和时间精力，放在为民服务、解民倒悬的主责主业上。在经济比较发达、民生社会条件比较好的杭州当官，苏东坡大把时间用于畅游山水、吟诗作赋，动辄一篇十万加的爆款传诵到京城。而在民生艰苦、土地贫瘠、水旱频发、盗贼蜂起的密州当官，苏东坡就只写信给别人抱怨，外带说自己收养弃婴、救民疾苦之类的事情，也没见他像同时代的范仲淹和后时代的王阳明一样组织队伍去维护社会治安，搞点清匪反霸、扫黑除恶什么的。小嘟博士认为，就政绩而言，苏东坡连给王安石提鞋都不配，反而借反对变法博得了一个敢于反对、性情刚直的名声。所谓文章、诗词、书画上的成就，是一种士大夫醉生梦死、蝇营狗苟的内卷化精致。而且这些是传统文人的基本功，拿出来说事，只能说明他没有出众的成果。他的诗文被人传诵，他的书画被人珍藏，他的才艺为世人所艳羡，而他的抱负却没能在活着的时候得以施展，他的理想更在千年以后被那些引以为同道的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和埋藏。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难道不是他莫大的悲哀吗？04对比苏东坡，王安石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典范。王安石这个人有两大缺点，一是执拗，二是不修边幅。有一个细节可以体现。年轻的时候，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群牧司判官，负责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管理，黑脸包公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一天院中牡丹花盛开，包公邀请二人喝花酒：一边赏花、一边饮酒。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喜欢喝酒。司马光碍于情面，勉为其难地从了。而王安石滴酒不沾，一直到饭局结束，连包公的黑脸面也不给。司马光说，从这件事上，我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宁死不屈的人。但这是司马光评价王安石唯一的缺点。变法受阻之后，王安石罢相，许多人上书弹劾他。重新上台的司马光却诚恳地向皇帝谏言，王安石疾恶如仇，胸怀坦荡，有古君子之风，万不能听信谗言。王安石平时不怎么注重生活细节，衣服穿得比较邋遢，吃饭也不讲究仪式感，属于典型的做大事者不拘小节那一类人。但苏东坡他爹、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写了一篇雄文《辨奸论》，以王安石的不修边幅来评判他是“奸邪之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就是说，经常洗脸洗衣服，保持整洁干净，是人之常情。但王安石不是这样，衣冠不整像囚犯，吃饭像吃猪食，蓬头垢面却大谈诗书礼义，说明这个人不正常。凡是行事不近人情的人，不是大奸大恶之徒的，少之又少。这话粗看挺有理的，儒家一贯倡导衣冠整肃、举止从容，做不到日常修养，说明一个人至少没有一种认真而精致的生活态度。但这样的标准只能用来评价一般的文人，对那些有超世之才、坚忍不拔之志，能成大事的人，则未必能适用。05“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年轻时在寺庙读书，把自己关在屋内，足不出户，通宵达旦地读书，吃饭也不讲究，一天一锅糙米粥，划成四块，就着腌菜帮子就吃了。这种“足不出户、划粥而食”的生活状态同样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但范仲淹却是谥号“文正”的一代贤相，不仅主持了庆历新政的著名改革，同时统军经略西夏，压服李元昊称臣，使之不敢轻易进犯。政绩卓著不说，文学成就比“三苏”高得不是一点两点，一篇《岳阳楼记》比苏东坡境界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小嘟博士读诗文的时候，评价的标准是，自己能不能比照写出一篇来。实话实说，读完苏东坡的诗文，小嘟博士能勉强照着写出一篇来。但是读完《岳阳楼记》，小嘟博士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范文正公那样远大的政治理想，那样伟大的仁人志士节操，那样崇高的精神境界。诗言志、文以载道。道的境界不够，遣词造句、文法修辞、旁征博引都落入了下乘。性格上的执拗和生活上的不精致，是传统文人攻击王安石最有力的理由。因为他们只找得到这两个缺点。06小嘟博士在本文为王安石翻案，并不是要矫枉过正，把苏东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是那些自命为传统士大夫的酸腐文人的拿手好戏，以个人好恶、朋党利益来评价一个人，忠诚和政绩没有弱点，那就找点人品上的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总有一招能治你”。比如，同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开创一代文风、提携了很多优秀人才的欧阳修，居然在朋党之争中被学生诬告，说他和儿媳妇有染。等到宋仁宗亲自过问的时候，举报人又说是望风言事，听别人说的。小嘟博士也没有学术大神梁启超那样的勇气，通过肯定王安石来凭吊自己的维新变法，重新启迪民智。小嘟博士只想通过对二人的客观比较、评价，得出本文开头的结论。苏东坡和王安石，无论文章、气节和精神境界，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之间，既相识相知、惺惺相惜，又各有政见、相爱相杀，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任何强行厚此薄彼的评价，都只是后世文人的矫揉造作和自欺欺人。以文章学术而论，苏东坡的境界已经有很多文人给他抬轿子、吹喇叭。小嘟博士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而且听完以后，往往会心一笑，表示认同。但王安石的文章学术造诣，也是原创的第一流水平。比如，以诗词而言，说起李白，小学生都知道《静夜思》。用简洁易懂的词汇，描写一个令人神往的美好夜晚，勾起人内心中最深层次的感情。小嘟博士认为，这是评价诗人文学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提起苏轼，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以写景来写情，想象力天马行空而又不落窠臼，朗朗上口，让人爱不释手。但说起王安石，大家可能忘记了小学学过的一首诗《咏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把这首诗和李白的《静夜思》一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一个人写诗能达到李白的境界，这是什么样的水平？小嘟博士觉得，这样的文学功底，比起苏东坡毫不逊色。至于文章，苏东坡以散文名于世，如《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语之间，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文采之美，无愧于第一流的水平。而王安石的文章则以策论为最佳，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事说理文笔锋利，有棱有角，态度诚恳而感情真挚。关于这一点，小嘟博士觉得，学术大神同时也是文章大家的梁启超，他的评价最为中肯。梁启超说，王安石的文章出自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也学的韩愈，欧阳修是前辈大家，对王安石的文章评价非常高，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就是说，我自己还能有写出和你同样水平文章的心思和能力，但我已经老了，后来的这些年轻人，谁又赶得上你呢？但是王安石很谦虚，回答的是“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儒家叙事的道统，从西周文王、武王、周公，再到孔子和孟子，之后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以载道，就是文章以传道义为第一等。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出自韩愈，但却自成一家，学韩非子和墨子而能赶上二人的境界。相比之下，苏东坡的文章学庄子、列子，但其境界又相差太远，没有一篇文章能赶上这二人的水平。当然，于小嘟博士这样的后进末学而言，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水平。07于精神气节而言，苏东坡和王安石可以说惺惺相惜、不相伯仲。王安石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荡气概，一生中能得到一位赏识并且支持他施展才华的君主，排除万难开启变法图强之路，也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苏东坡精神境界的崇高，如其他文人所追捧的一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艰难困苦之中自我养成一种纯粹的人格。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苏东坡与王安石一样有着读书人为天下的崇高志向，即使被放逐到荒野之地思过，他始终没有忘记宋神宗对他的嘱托：“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即使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也不顾加害地敢言直谏。王安石被保守派逼得退隐之后，苏东坡上书直言，认为变法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应当肯定，不能一概废止。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受到众口一词弹劾的时候，王安石毅然上书谏言，认为盛世不应当杀贤才，说动皇帝救了苏东坡的命。可以说，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固然政见不合、彼此反对，但所争者为公道、为苍生，而不是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这样的精神气节，不能不为人所折服。08小嘟博士写这篇文章，最终的目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身处当代，读书人应当学习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效法怎样一种人生道路？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差距不在于他们二人本身，而在于他们的际遇各有不同。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能遇一位相识相知的明主，臣之、辅之，开创一代盛世，共同见证他们所期许的繁华和富强，才能一遂平生志愿。相比之下，王安石无疑是那个更加幸运的人。而苏东坡则比较不幸，因为他身处的时代，配不上他的情怀。对当下的读书人而言，他们的文章学术、精神气节和远大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些精神特质，和北宋初年的范仲淹、欧阳修这些大家一脉相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闪光点。身处困境之中，不妨学一学苏东坡，纵情山水、埋首诗书，构建一个自得其乐而不改初衷的精神世界。但最不能学的，是苏东坡和王安石共同的敌人，自命传承了儒家道统的程朱理学。他们皓首穷经地去琢磨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价值，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自己在家里养浩然之气，出去看谁都不顺眼。比如说，“二程”之一的程颐，给小皇帝做老师，摆出一副天下道理都在我这里的姿态，小皇帝小孩心性摘了一朵花，也要板起脸来加以教训，处处想体现他们的师道尊严。但事实上，除了坐而论道，把北宋灭亡的黑锅算到王安石头上，拿着皇建有极和忠孝节义的大帽子吓唬人、寻章摘句构陷苏东坡之外，程朱门徒于国计民生毫无作为，而且是跪舔当权者、禁锢后世读书人思想的罪魁祸首。这些人，就是当下那些首先跳出来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田园新儒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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