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火蚁入侵,渺小者的战争百家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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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71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动物。它们几乎占领了整个南中国。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红火蚁最常见的受害者。

文|汤禹成

编辑|姚璐

图|汤禹成(除署名外)

红火蚁袭来

几分钟前,这还是个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土丘,四周长着杂草。欧科让同伴用锄头铲开土堆,红色的蚂蚁突然奔涌了出来。这是5月的一个中午,在广东省吴川市竹城村,这不是什么特殊场景。

白色杀虫粉剂把逃窜的红蚁染上一身白,有那么一只漏网之鱼,悄悄爬到了欧科的脚上。欧科明显有点慌乱,他用力跺了跺脚,但为时已晚,脚背上已经出血,并感到一阵灼烧般的疼痛。如果放在显微镜下观看这一幕,这只蚂蚁正用上颚有力地咬住欧科脚背,腹部尾针蜇入皮肤,注射毒液。

这是会咬人的红火蚁。不出意外,到了晚上,欧科的脚背会起水泡,然后形成脓包,他要忍受多日瘙痒、肿痛,数天后,脓包退去,假如运气不好,还会留下疤痕。一部分人对红火蚁的毒液过敏,被咬后,甚至可能发烧、发冷,全身过敏、休克,乃至死亡。

上世纪末的一个傍晚,还在读小学的欧科,牵着牛走到村子南边的香蕉地。一棵香蕉树下隆起的土丘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根棍子,轻轻划过土丘,好多从未见过的红蚂蚁涌了出来。回家后,他和大人说起这些,但没人放在心上——蚂蚁实在太普遍了。之后的几年,陆续有村民发现自己被蚂蚁咬伤。直到年的秋天,经过专家鉴定,政府才证实,这些渺小的蚂蚁,是来自南美洲的入侵生物红火蚁。

和大部分外来入侵物种一样,这些蚂蚁在它们的家乡——热情肆意的南美平原上,只是众多物种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同样渺小的蚤蝇就能够捕食它、制衡它。但在中国,红火蚁缺少天敌。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吕利华说,在71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动物了。

在中国,外来生物很多,有多种,但已经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的,目前有71种。它们之中,有的只是凭借一阵风,就把花粉撒到其他地区;有的则躲进船舶的压载水中,飘过茫茫大海。臭名昭著的水葫芦,源于有意引入,它最初被引入中国,是为了净化水质,但此后,它的蔓延失去了控制,侵占农田,堵塞河道。

还有些,则像红火蚁,它们在人类活动中被无意引入。一个被中国研究者普遍接受的推论是,以废品回收产业闻名的吴川,从那些远渡重洋的洋垃圾中获得了红火蚁。这是世界贸易的衍生品,如同一个冥冥之中已经注定的警醒:获得和失去同时存在,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背面,我们也在承受自然给付的代价。

努力生长的红火蚁几乎占领了整个南中国。年后,红火蚁的入侵范围,大约以每年26个县区的速度扩大,到年12月,蔓延到了个县区。今年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红火蚁已踏足大陆的12个省份,个县(市、区),足迹所至,最北已逼近秦岭。甚至,在新疆这个秦岭以北的地方,一位红火蚁研究者也在温暖的大棚里见到了它的踪迹。

红火蚁越来越猖獗了。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主任陆永跃说。光去年一年,他就搜集到了50多起被咬后需要住院治疗的例子,而在-年,这样的案例加起来只有50例。

当一个强大的、陌生的,失去了对手的外来生物入侵我们的国度,普通人在遭遇什么?根据国外研究,被红火蚁叮咬后的死亡率约为一万六千分之一,严重病例的比例则不到1%。但专家介绍完这些数字,总不忘提醒一句:这种概率,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一百。

年,珠海一家路灯所的工人廖先生,在拆除路灯时,有蚂蚁不时爬到他的手脚上,他起初不以为意,可没过十分钟,先是脸部肿了起来、接着是头晕,心跳加速,最后,眩晕倒地。朱大姐是福州的一位环卫工人,年,她在福州大学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清理垃圾,簸箕取出时被卡住了,她伸手助力,围在桶边觅食的蚂蚁顺势爬上她的手腕,她感到瘙痒,随后,隆起的包块连成一片红肿,她陷入了昏迷。最早的一例死亡,则出现在年春天。那是东莞一个镇子上的绿化女工,她在绿化带工作时,几天内连着两次被咬,数次抢救后,还是不幸离世。她的名字已不得而知,只是以朱某,46岁的身份,留在了广东疾控系统的一篇研究论文中。

红火蚁图源视觉中国

被忽略的,被围困的

世界贸易让红火蚁侵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则加速了它们在国内的迁徙。城市四处立起新的楼盘、公路、铁路,以及大型工程,草皮、苗木、花卉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些植被本应经过严格检疫,但无奈的现实是,基层检疫的疏漏时有发生。在陆永跃的观察中,一个县专事检疫的人员往往捉襟见肘,一人可能要管十种检疫有害生物,而且还有诸多繁琐事务。并不引人注目的红火蚁,就夹藏在这些苗木里,跟车去往各地。对蚂蚁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是生命扩张的绝佳缝隙。

跟着货车到达新的地区后,红火蚁继续向周边蔓延。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农村会成为受害更严重的地方。道理很简单,相较于农村,城市防控条件更完善——防控水平常常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且,城市的植被、土壤、荒地也不如农村多。陆永跃说,一个客观现实是,红火蚁在国内的蔓延是城镇化的副产品,但农民承受了更多代价。庄稼人每天下地干活,有更多机会、更大概率,接触到田埂里无处不在的红火蚁。

5月10日,我和广东省农科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一起,来到广东省河源市船塘镇的一个村庄。这里四处插满红色的小旗。博士再三提醒我,千万别踩到这些旗子——今年过完年,老师吕利华带他们到此调研,仅在这个叫石塘的村民小组,就插下了多面旗子,每面旗代表一个蚁丘。两三步就能遇上一个。

红火蚁的巢穴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就和水稻、花生、玉米打交道。5月的花生地,杂草正在疯长,我们见到了正在拔草的张伯。张伯黑瘦,汗水径直流进略微凹陷的眼眶,他不断用手背去蹭眼里的汗。恼人的是,他用手去拔草,红火蚁就从土里沿着细长的草,直接爬到手上。有些村民害怕被虫咬,草拔得少了,花生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张伯种着七八分地的花生,产量将近减少了一半。

张伯不是过敏体质,所以还没出现过严重的休克、晕厥。但一种更经久的痛苦,每天都在折磨着他,瘙痒、肿痛,旧的脓包还没退去,新水泡又长了起来。刚被咬的夜晚是最难熬的,入睡前百无聊赖,注意力都集中到伤口这儿了,睡不着。在我们谈话的半个多小时里,他始终在用手抓挠着大腿、小腿的红肿处,他的指甲没有及时修剪,划过皮肤的沙沙声连绵不绝。

抓挠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皮肤上残留着水泡被抓破后的黑色疤痕,还有些是浅浅的白印。抓挠之处起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红印。他的双腿简直就是有关红火蚁的一手史料。尽管科普文章从17年前就开始呼吁,被咬的人不应该抓破脓包——这可能会加剧毒汁蔓延,也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但是,张伯不识字,根本读不到这些文章。我见到的村民,几乎没一个人能忍住不去挠的。

随后,一些农妇走了过来。她们个个都心神不宁,火急火燎地拉我去看她们家门口的蚁巢,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其中一位曾姨说,她家住在村的东头,顶着大太阳过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讨药。曾姨很怕虫子,每次下地,她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七八瓶杀虫粉剂。看到路上有蚂蚁,就往下撒点,然后以最快的步子走过去。一年到头,曾姨要花不少钱买杀虫剂,25元买一捆,一捆十几瓶,一年花上好几百。而张伯代表了另一种更消极的态度,反正不撒药被咬,撒药也被咬,为什么花钱去买药呢?张伯说,自己儿子在深圳做电工,工资不高物价高,没什么节余能寄回家。

农村日子的每一刻,都存在被红火蚁叮咬的可能。船塘镇卫生院的内科主任许医生,遇到过许多被咬的农民。他说,有人在摘果子时被咬,有人在埋头除草时,有些人在种地,还有些人可能甚至没在劳作,只是从自家去邻居家串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发现有只蚂蚁偷偷爬到了脚上。在他的观察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他更常碰上的患者。

一周后,我穿越大半个广东省,来到红火蚁最先被发现的吴川竹城村。几位村民坐在一棵榕树下纳凉。他们正在谈论眼前的这片花生地。运气好时,每亩能收斤花生,每斤能卖上10块钱。这些花生会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到春天,这块长出稻谷和花生的应许之地会经历一场噩梦:惊蛰后万物复苏,红火蚁的食物——各种各样的虫子,也都陆续回到这个世界。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红火蚁的工蚁也变得活跃,外出觅食;有翅雄蚁和有翅雌蚁慢慢形成,一些落雨后的时刻,它们会从工蚁提前挖好的洞孔一飞冲天,进行婚配。那是一只雄蚁一生最灿烂的时候,它在交配后死去,雌蚁则落回地面,翅膀脱落,成为蚁后,等待筑巢。一大批新的巢穴将要雨后春笋一般长出来。红火蚁将和那些讨厌的老鼠一起,在花生成熟之前,最后一次和村民抢夺财富。

村民纷繁的抱怨书写了一张相对完整的红火蚁罪状:它们不仅咬人,还偷吃水果,搬运种子,降低出苗率,吃光大豆根部的根瘤菌,降低大豆产量,扒掉树苗的皮,伤害那些尚未长大的鸡鸭。这些指控并不夸张——年的一个雨天,专家陆永跃被请到湖南考察,经过一片玉米地时,一旁的人说,这片玉米地没人收。陆永跃好奇地走了进去。他剥开玉米穗,看到玉米粒几乎全被聚集其中的红火蚁咬烂了。田里的玉米棒子烂了一半,这片地完全没了经济价值。

村民是一点一点被逼退的。

常常是被咬怕了,先放弃了几分地,撂了荒。没有人类干扰后,红火蚁迅速繁衍、扩散,又跑到了仍在耕种的其他地块,村民只好又放弃几分。杂草逐渐漫过腰身,覆盖一块又一块田野,再也没人敢去了。最后,只留下离家最近的那几分地用以耕种。离家更近,意味着便于打理,费更少的力气。欧科说,如今的竹城村,大概有了两三百亩荒地。

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零星的呼喊。在年的天涯论坛上,一位揭阳人说,那两年,他们村子几乎到处都有红火蚁。农民下地劳作,如果没有防护,就一定会被咬伤。那段时间,村子的很多家庭都有劳力去诊所打针,而且,越强壮的人总是被咬得越厉害。最开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手脚会无缘无故地发痒、肿胀,甚至以为是流年不利,但后来才知道元凶竟是那些小小的蚂蚁。不知道我们惠来县的田园是不是已经沦陷?这刻谁来帮帮忙啊?庄稼人时刻离不开土地。在文末,这位网友无奈地说。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吕利华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个暑假回到农村老家的大学生,被红火蚁咬得严重,找到他的联系方式,火急火燎来求助。吕利华很无奈,他只能和这位大学生谈谈如何防治、如何躲避、被咬后如何应对,作为专家,他管不了杀虫药的生产、分发,防控的执行与落实。他今年来到河源,也只是因为恰巧当地的一个人大代表反映了这个问题。更多的村落、农民,很少有渠道找到这些帮助,也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约在四五年前,吕利华去参加一个会。领导和他说,某地农业局长说自己被红火蚁咬了。吕利华直接回怼了一句,活该!领导一愣,吕又接着解释自己的用意,他被咬了可以和我们说,农民被咬了,找谁说去?

被红火蚁叮咬后

渺小者的对抗

在持续经年的人蚁之战中,无奈的农民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欧科曾和村民一起,把汽油浇到蚁巢,点燃一把火。大火过后,巢顶变黑了,蜂窝结构的蚁室被烧成了红色固体。表面上,蚂蚁消失了。但是,当欧科再用棍子往蚁巢深处捣一捣,又有很多蚂蚁爬了出来。他们还试过用热水烫,用农药灌巢,这两种方法有同样的要求,直到热水或药剂从蚁巢中满溢出来了,才能确保它们流进了土丘里的每个缝隙,触达了每只蚂蚁。

后来,他们又往水里掺洗衣粉,红火蚁在水中时,身体周边会产生气泡,以供其呼吸,这时,在水里加上一小勺洗衣粉,能阻碍这种疏水性。但也无法根除。还有专家们最提倡的杀虫粉剂。起初,欧科总喜欢把粉剂直接倒在土丘上。专家们好几次来介绍,他才知道,要先用铲子像炒菜一样把蚁巢炒开,蚂蚁成群结队爬出来了,才可以开始倒粉,从而触杀它们。

可是,这些方法都无法阻挡红火蚁的脚步。蚁巢是座通路复杂的迷宫,不计其数的通道连接着蚁室,也同时向外发散,交通网络中每隔30厘米,会有一个出口。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土丘,往往只是整个蚁巢的1/2。当大火来了,洪水来了,洗衣粉来了,毒粉剂来了,小蚂蚁们就沿着通路快速往下爬,躲到更深处,或者,直接从出口逃逸。更重要的是,蚁后,这个蚁巢中的绝对统治者,往往藏在蚁巢最深处。一个蚁巢通常藏着很多蚁后,而有数据显示,光一个蚁后,每天就能产-个卵。一旦一次没能将蚁后赶尽杀绝,它们就会搬家、迁巢,给村民带来更大的困扰。

南方的水稻一年两季,随着农民插秧、灌溉与收割,稻田水位四季涨落,红火蚁也会在复杂的田野中不断迁移:它们穿越泥泞不堪的田埂,翻过横亘在路上的碎石,绕过农民的脚,甚至,漂过浮着枯枝败叶的水渠,躲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与灌溉。在老家亚马逊雨林,它们早就锻炼了一身应对洪水的本领。每当周期性洪水来临,成千上万的红火蚁会将身体紧紧相连,形成一张强韧且致密的网。这张救生筏护送他们飘过水域,去往安全之处。漂筏形成后,一部分蚂蚁会在底下支撑着整个群体,尽管位置可以轮换,但在漫长的漂流中,总有一部分蚂蚁会因为长时间接触不到空气被淹死,总有蚂蚁为蚁群献身。——当然,如果不必要碰水,只要对岸有根枝蔓轻轻搭在水渠一侧的内壁,它们也能将其紧紧挽住,当作漫长迁移之旅的通路。

蚂蚁渡河吕利华团队供图

在入侵物种身上,你很难忽视那种强烈的生命欲望。它们对巢穴的要求不高,最重要的是阳光好,为了防水,地势高点也好。红火蚁不喜欢蓊郁的森林,最爱去的反倒是那些浮皮潦草的树头、草皮、荒地。在那里,可以只管无尽地繁衍。杂草高的地方蚁巢也多,人迹罕至,没人破坏家园。谁都想找个安稳长久的巢穴,没人想频繁搬家,蚂蚁也一样。清明过后,连故去之人的坟头都跑了上去。那里一般地势高,阳光足,还有松软的土壤。也有些专家都无法解释的事——一位专家有次在云浮调研,经过一片竹林,看到竹竿上有些小虫子在涌动,他以为是小蠹虫。走近了,用手拍拍竹竿,密密麻麻的红火蚁从缝隙里钻出。原来,它们已经在里面筑起了巢,甚至,没有土也能长。

人类当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观察、研究,挑选发动战争的时机——婚飞后、产卵前的那段短暂时间,蚁后最脆弱的时候。那时的蚁后,刚在天空中结束婚配,翅膀脱落,在地面上落单,落单的蚁后甚至可能被本地的蚂蚁、甲虫、蜘蛛吃掉。因此,有更多红火蚁繁殖的春季,是人们消灭它们的最佳时机——只要消灭那些等待产卵的落单蚁后,就能阻止一大批红火蚁即将诞生。春日雨霁天晴,蚁巢形状更加明显,杂草尚不繁盛,人们能轻松找到目标。

蚁后(左)、工蚁吕利华团队供图

作为一种社会性昆虫,红火蚁团结协作的优点,也被加以利用。饵剂,是目前专家最为推广的武器之一,这是一种带有毒性的诱饵,看上去,就是些淡黄色的面包碎屑,农民将饵剂洒在蚁丘四周,它们的香味会吸引红火蚁前来。当工蚁兴冲冲地带食物回家,红火蚁总会在巢内进行食物交换,一整个蚁巢的蚂蚁都可能会被毒死。

在人类的穷追猛打面前,蚂蚁唯一能感到庆幸的是,人类世界是如此复杂。田间生活的农民是红火蚁的头号敌人,却也是人类中脆弱而应对能力有限的一环。陆永跃有多年下村推广灭蚁技术的经验。每次村民们看上去都掌握了,但下次再来,发现他们的方法百分之八九十依然错误。比如饵剂的使用,饵剂一定要放在干地面,不然被水浸泡,会失去药效。可是农民们才不管嘞,依然不管干湿,随便撒、肆意撒。用量上,他们也毫不讲究。陆永跃曾见过一个村民,直接往一个蚁巢上撒了克药——这些药原本足以消灭二三十个蚁巢,但是,我怕它们不死呀。

每家每户分到的农药都很有限。如果不讲科学、大量浪费,那些有限的农药——可以理解为是一场战争中的弹药,远不足以应对红火蚁那样旺盛的生命欲望。每次下乡回来,陆永跃总感到溃败:做那么多推广,好像一点用也没有。他甚至生气、愤怒,觉得农民固执己见。但每一次,又都是那点珍贵的同理心,让他平静下来。他说,单纯怪农民不聪明是没道理的,他们被困在这片土地,接受的信息有限,而这背后铺陈着更顽固的城乡问题。他们当然也想防好红火蚁,陆永跃说。

他确实见过一些被蚂蚁逼退的可怜人。一位村民曾被红火蚁连续叮咬3年,不堪其扰后,放弃了耕地,搬到附近镇上。但之后的每一年,一到固定时间,他都会起上几次全身性皮炎,留下一身黑疤。陆永跃帮他请教过医生,医生说,被红火蚁叮咬次数多了,患者的身体可能产生记忆,形成了常发性皮炎,这种炎症将伴随他的一生。还有一次,他去一户农户家走访,农民抱怨说家里灯全灭了,每天到了晚上都得点蜡烛,打开电箱一看,发现一窝红火蚁在里面,整个电箱冒火烧糊。很快,他们搬到了城里的儿子家,离开固守了几十年的土地。

不过,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蚂蚁面对的,是同样拥有生命欲望的人类。被困在农田上的人,岁月里往往充满意外与变数。张伯在的村子,年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干旱,部分溪水断流,山塘干涸,那年秋天的寒露风,还影响了禾苗的抽穗,有些村民为了应对干旱,甚至早早收割,这意味着,他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3年前,一场百年难见的冰雹袭击了这个村庄,冰雹持续了两分钟多,砸在花生地里,砸在稻田里,邻村一户人家连铁皮屋顶都被大风掀翻了。干旱、洪涝、冰雹、大风,还有那些慢性难缠或重大的疾病,包裹着这些农民的生活。红火蚁只是艰难生活里的小小一部分罢了。

因此,在陆永跃接触到的大多数案例里,村民不会完全放弃耕种,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事业,耕种面积或许被蚂蚁逼得越来越小,但少有人真正离开土地。

红火蚁杀虫粉剂

没有终局

今年春天,一场更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农业农村部、住建部等九部委,在广州启动了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不久后,广东省农业厅网站公布,一笔0万的专项资金将用于红火蚁防控。而在此前的很多很多年,红火蚁一直沉默地扩张着。解决人蚁之间的冲突,需要所有部门的通力合作,农业、林业、海关、交通……陆永跃也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更乐观,《生物安全法》出台后,生物安全开始引发官方和公众的重视。

5月10日,在三河村村委办公室,我见到了负责农业的村干部张国雄。他点燃一根烟,皱起眉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资金怎么搞?弄不了。治理红火蚁,要很多资金投入。他摆摆手,接着说,每次镇上发药就发几包,他只能发给那些田里蚂蚁最多的村民,其他人根本不够发。何况就算撒了药,好像也无济于事,蚂蚁药一撒、一喷,又生了,又长出来了,繁殖力太强了。更重要的是,防蚁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田里治好了,蚂蚁又从另一个田里冒出来了,自己村子治好了,邻村没治好的也跑过来了。

陆永跃四处考察,发现也有些做得好的地方。在浙江这个苗木出口大省,陆永跃去了好几个苗木产区,在这些产区的出入口,当地都设置了专门除害点,有专门人员每天对调运的货物进行灭除。这是很少见的防控力度。陆永跃去了三四个点,结果都是这样。深圳也做得不错,作为特区,它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采用社会化、专业化的防控方式,将区域包给做有害生物防治的公司,让公司负责调查、防治,如果能力做不到,就不要承担这份工作。市场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投放饵剂的标记图源视觉中国

但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条件、有能力、有决心,像这两地一样去管理红火蚁。这需要系统、持续的投入,需要每一个层面的重视,需要复杂、精细的调配。陆永跃回头来看,在红火蚁萌芽时,消灭它或许还存在一丝可能,但发展到如今,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终局,也没有胜负的战争。

科学家心知肚明的事实是,如今的防控,更多只是为了压低红火蚁的发生程度与危害程度,避免它的局部爆发乃至全面爆发。但一个可见的结果是,陆永跃顿了顿,这个研究了17年红火蚁的人,此刻语气平淡得近乎悲壮,经年累月的蔓延后,我们只能和它共存,而且不仅是跟它共存,是可能(未来)跟所有国内所谓的检疫生物共存,最后让它们到它们想去的地方,让它们到它们能够忍受的、最边缘的地方。——那应该是些零下十几度的地方。生物学家曾以为,红火蚁在平均气温达到零下12摄氏度时无法繁殖。但他们错了,红火蚁能躲到地下深处的蚁穴中,就算气温降到零下18摄氏度,它们照样能够生存。

在战争开端,陆永跃和其他专家都认为,如果投入充分、措施得力,红火蚁是可以彻底被消灭的。那时,陆永跃才32岁,正值壮年,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但后来的故事证明,入侵生物远比想象的更复杂,防疫的实际效果和完美的设想也总有距离。一个更细微的变化在陆永跃心里发生:你了解得越多,会发现自己越无知。问题远比答案多。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是,人只是广阔天地的沧海一粟,不比谁高等多少。人的位置在自然界中就是一种生物。从物种的角度,你跟一种虫子、一种微生物,都是一样的。

纪录片《红火蚁:不可战胜的兵团》的最后,旁白提出了一个引人遐想的假设:红火蚁的故事与我们人类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而且重视后代,人类非常聪明,而红火蚁却能创造看似不可能的奇迹。我们建造了城市,它们却创建了庞大的帝国。红火蚁始终战无不胜,有人说,如果人类在核战争中灭亡,那么统治地球的将会是蟑螂,现在看来,未来的世界或许属于红火蚁。

端午节快到了,那也是花生成熟的日子。摘完花生后,竹城村村民们通常会找来个筐子,在筐子口的中部绑上一根木棍,然后将花生蔓重重地、一次又一次地摔在棍子前缘,碎密的花生脱落,一颗颗掉进筐子。到那时,村子里会此起彼伏传来摔花生的声音,这是收获的声音。但在此之前,他们总要经历一场冒险,过去17年向来如此——在土里刨出花生,顺带着,还会刨出泥土里的红火蚁,红火蚁会沿着花生秧子爬上人身,狠狠咬下一口。

但想要捍卫自己土地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止。今年村里发药后,我在竹城村看到,他们拿起锄头,揣着药,三三两两,沿着一排排花生地旁的田埂,边走边看,不放过每一个异常的土丘。大多人都穿着雨鞋,鞋上抹了石灰粉,裤子紧紧塞进裤筒。天色明亮,白云压得很低很低,村民们越走越远,身影越缩越小,直到变成田地里一个个蓝的、红的、白的小点。

(应受访者要求,欧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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