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刺的文章

带刺的文章就是含有讽刺性的文章，本来属于很正常的现象，也应该能够流传久远，但现在并不受欢迎。那么，带刺的文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古代书生参加科举考试，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的，而不是讽刺性的。毕竟，出题人已经限制了书生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只允许用固定的格式来书写歌颂的文章，即便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也不能带有讽刺的意味。于是，书生们刻苦攻读，为的就是科举考试中高中头名。而所谓的高中头名也只是写了一篇被主考官看中的歌颂性质的文章，就是提合理化建议也是大而无当的，并不起什么实际的效用。

书生们只会读书，没有治国安邦的谋略，也不了解当时的官场是怎样的情况，也就是接触不到政治，怎么提合理化建议？就是提出了所谓合理化建议，也大多不靠谱。书生高中之后，做了官员，就要为国效力，必要的时候给皇帝上书提意见。可是，提意见也得分人，看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要是一个明君，就可以提一些尖锐的问题；要是昏君就没办法了，只能歌功颂德，不然脑袋就搬家了。韩愈提意见，写了《谏迎佛骨表》，被贬到潮州，白居易做了拾遗，却终究因为提意见被贬官。虽然唐代设有拾遗的官职，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但皇帝并不一定全都采纳，而且还对那些提意见的拾遗们颇有微词，找个借口就能贬了他们。那么，凌驾一切之上的皇权对提意见的官员产生了作用，还会有什么真知灼见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面吗？

当然不会。把官场的清明与否，天下的平安与否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还要希望皇帝是明君，是不是有点可笑？事实上，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昏君，所谓的明君只是相对于昏君而言的，并非百分之百的英明神武。官员成了知识分子的主流，代表拥有话语权的官僚阶级。官员们要想写一些带刺的文章，就得考虑是否继续仕途的经营了。皇帝哪里是听得见真知灼见的人？提一些小意见还行，要是整天写文章怨刺，就有被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从屈原开始就有了美刺的传统，打比方，作比喻，委婉地向君王提出意见，把那些文章中的尖刺变成柔软的痒痒挠，要是挠到痒处，皇帝或许会听一听意见，要是挠到了痛处，就有可能招致贬官或杀身之祸。后代圆滑的官员大多学会了美刺，渐渐地竟然连美刺都抛弃了，只剩下了美政。既然是美政，就没有任何丑陋的东西了，哪里还用得着刺？

邹忌讽齐王纳谏用了一种讽谏的手法，文雅又不失礼仪。虽然邹忌从自身出发，说了妻子、小妾、客人对自己的夸赞，而夸赞与客观事实并不一定相符，以此来进谏，但齐王并不傻，一听就明白邹忌想要表达什么。如此一来，讽谏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但也要分人，邹忌对齐王讽谏，要是对一个暴君或昏君行讽谏之，就很可能被误解，脑袋搬家了。而对于暴君或昏君，大部分臣子都学会了“皇帝圣明”那一套，不敢提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了，只能尸位素餐，蝇营狗苟地活下去。

在官场的影响下，带刺的文章变得很少了。而经过历朝历代的删选，鉴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把带刺的文章给删去了很多，销毁了很多，于是，带刺的文章愈发稀少。实际上，能不能允许带刺的文章出现，可以体现一个王朝宽容度的大小。越是战乱的年代，带刺的文章就越多；越是民族压迫深重的年代，带刺的文章就越多；越是思想开明的年代，带刺的文章就越多；越是社会不公平的年代，带刺的文章就越多。除非权力出面干预，不然带刺的文章就会成为主流。

到了现在，带刺的文章一直都没有成为主流，而是不受待见，不融于主流，写作者日渐稀少，文章日渐消亡。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说过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其中怨刺就是一项很好的功能，也是很正常的功能。但为什么很正常的功能到了现在流行不起来了呢？难道社会真的已经消除了犯罪，一点缺点都没有了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阻碍了或者封杀了带刺的文章？

有一种观点说，只是发表带刺的文章，却不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等于放毒，会教坏青年人。其实，这种观点大错特错。没有指出缺点，怎么进行改正？没有提出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现在做文章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最大的矛盾就是没有矛盾，最大的讽刺就是没有讽刺。

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正能量，世界就真的好了吗？就好像一个孩子，整天陶醉在自己虚幻的童话世界里，世界就真的变成了童话吗？当然不是，而是要走出童话，走出自己构建的虚妄的美好，去面对世间的丑陋和不公，敢于发言，敢于揭露，敢于寻找救世的良方，而不是躲在角落里大唱赞歌。当然也不是被蛊惑之后，集体大唱赞歌。写文章需要实实在在，需要找到一些问题的所在，带出讽刺的锋芒。而所谓的刺和讽谏似乎完全不用了，毕竟世间已经没有皇帝了，人们当家做主了，还用那么客气干什么？讽刺一下有利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恢复生机大有裨益。要是对带刺的文章横加打压，就能说明什么问题了，并不好，也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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