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秋园私人史并不只是对历史记忆的重要

作者

三锤雷长城

来源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去年七月，我在书店买到一本名叫《秋园》的书，回到家里，翻了几页，欲罢不能，当晚一气读完。过了几天，又读了一遍，愈发感慨，尤其是读到秋园的丈夫仁受饿死时的景象，书中这样写道：

仁受脸色泛红，眉目舒缓，面带笑容，似乎陶醉在明亮和温暖里。他让子恒扶他起身，示意给他纸笔。笔在纸上艰难地移动着，他写道：“别了！别了！永别了！你们要活下去，不……”

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仁受姓杨，是国民政府参军处少校参谋。抗战爆发后，仁受本来想带着秋园撤往重庆，却在半路上下了船，回了湖南老家，用秋园的话说，就是“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湖南老家既没有田，也没有屋，只能靠仁受随身带来的盘缠和国民政府按月发放的九十块银元度日。等钱差不多都用完了，政府的薪水也停了。一家人都靠着仁受过日子。没办法，经人举荐，仁受先后做了几任乡长、田粮局长这样的芝麻小官。地方上苛政如虎，想要升官发财，就得先学会贪污腐败，偏偏仁受“性情愚雅、慈悲、和蔼可亲”，“平日戴礼帽，穿长袍，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挂一根文明棍，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与乡间的氛围有些格格不入”，更不愿去做蝇营狗苟的事情。无奈何，只好又去中学做老师。年后，因为这样的经历，仁受被贴上“旧官吏”的标签，备受磨难，最终被一场史无前例的饥荒夺取了生命。

《秋园》的作者叫杨本芬。秋园原名梁秋芳，生于年，是杨本芬的母亲。年，梁秋芳去世，杨本芬和家人在母亲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条，是梁秋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一九六〇年，从湖南到湖北；一九八〇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是年，杨本芬63岁。对母亲的思念让她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四平方面的厨房为书房，“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情：写作”，这便是《秋园》的肇始。年，《秋园》正式出版，杨本芬年已耄耋。在自序里，杨本芬写到：“我写了我的母亲梁秋芳女士——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以及“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的故事，但实际上，《秋园》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经历，一个时代集体的记忆。《秋园》在文本上的意义，早已溢出了家族史和私人史的范畴。

读《秋园》的时候，常常让我想起另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它的作者叫姜淑梅，讲述的同样是作者过去所经历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杨本芬生于年，姜淑梅生于年；杨本芬63岁开始写母亲的故事，姜淑梅60岁开始认字，76岁尝试写作；杨本芬有一个作家女儿，叫章红，姜淑梅也有一个作家女儿，叫艾苓；在章红眼里，《秋园》是“艰辛生活给予她的馈赠”，是在“解命运的谜”。在艾苓眼里，《乱时候，穷时候》里“种种苦难和不幸，像娘无意间丢在地里的种子，如今，它们长成大豆、高粱、谷子、玉米。”

我惊异于两位从未有过交集的耄耋老人，她们的人生竟会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处，也被她们写作的毅力以及忠实于个体记忆的私人叙述所感动。两位老人既不是历史科班出身，也从未受到过严谨的写作训练，她们唯一的“长处”就是真诚。真诚于历史，真诚于命运，真诚于人生。她们的写作，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讲真，我喜欢这样的书写。

今年四月底，《秋园》读者见面会在南昌青苑书店举行，我终于有幸得见杨本芬一面。杨女士今年已八十有一，但面色红润，举止端雅，一点也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见面会上杨女士说话不多，大多都是她的女儿章红代为发言。在谈到母亲的写作时，章红的一番话深得我心。她说，母亲的写作，是对命运的一场救赎。在母亲开始创作《秋园》以来，她在母亲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对比的改变。母亲一生中的大多数岁月，都被巨大的社会机器所裹挟，渺小的个人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机器。而到了晚年，当母亲拿起笔，开始有意识的书写时，荣耀与卑微，强大与弱小，这样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神奇的颠覆。机器固然强大，但机器却没有生命力。个体虽然渺小，但个体有血有肉，会创造，会生长，只有个体才会写出打动人心的故事。

章红的话令我怅然良久，也令我想起一些有关私人史的偏颇之词。在一些人看来，私人史是对历史记忆的重要补白。对此，我并不同意，我认为，私人史并不只是对历史记忆的重要补白，而应该是历史记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黄仁宇有一个著名论断，认为“意识形态只在历史的前端起作用”。今天，当我们回溯年以来的漫长历史，是不是“历史的前端”早该被我们抛之身后了呢？对于历史叙事的态度，是不是也应该跳脱出“意识形态”的藩篱，自觉参与到对历史真相的找寻与重建中去呢？

《秋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了。（所以图片均来自我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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