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和蛆的自白

从阿卡德米说起

众所周知，良乡偏僻的瓜地常被称作“小院”。或许，初次使用这一称呼的人，多半是“自黑其小，实表其大”。而它能流行起来，也不过是个中之人的自我安慰：游离于主流之外，又不甘承认落后于主流的心态。

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人们总喜欢以“小院”自比“学园”。后者是柏拉图漫游西西里后回到雅典创立的“阿卡德米”（Academy），一般认为，阿卡德米是所谓“学术之源”。提到柏拉图，就不得不提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则是某种群体象征了：这个被美雷图斯、安涅托斯和吕康以“不敬神、崇拜新神和腐蚀青年”控告，并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的人，竟然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保存着牛虻的样子活着，只是其形象更像一只“苍蝇”，被徒知其表的人用以装点门面。

有趣的是，已经被说烂的“苏格拉底之死”的另一个侧面，却在这个试图模仿“学园”的“小院”中上演着。

苍蝇死了

众所周知，雅典人并没有真的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诸如安涅托斯这样的人，也仅仅是想让苏格拉底“闭嘴”。但是，苏格拉底如苍蝇一般的“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认识你自己”等嗡嗡声彻底惹恼了雅典的赵老爷和“正常人”们，他们试图用“最公正而严厉的审批”敲打敲打苏格拉底。然而，这只苍蝇却不领情。据色诺芬，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学生们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可结果是，这只苍蝇选择在自己的蜂鸣声中被拍死。大卫的油画，在18世纪基本上复写了那个吊诡的场景。

通常，苍蝇死掉的意义被等同视作牛虻死掉的意义：“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看，国家、法律、权威、正义、生命、存在，多么伟大的宏大叙事，多么光彩夺目的人生意义。彷佛这只苍蝇就是为了这些巨大的概念而存在的一样。

然而苍蝇不在乎这些，苍蝇在得到“神谕”后，就不再在乎自己曾经参加的三次战役了，它也就更不在意当初僭主们的“禁言”和自己的反讽了。如果苍蝇究其一生在“嗡嗡嗡”地提醒它想要提醒的人，你这有坨屎（或者你自己就是坨屎），而被提醒的人却总想着拍死苍蝇，而不是想想为什么存在苍蝇。那么苍蝇的生死，对于它自身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蜂鸣声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只有我自己腌臜的血和腐肉可以让你清理那一小部分桌面的话，那么苍蝇愿意去死，因为死比生更大些。

苍蝇之外，瓜地之上

安涅托斯代表了一个社会中的成功人士，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生活（政策）是正派的，他们是社会（瓜地）的支柱。他们维护固有的秩序，狭隘地认为只有既定的秩序才是唯一正确的，而苍蝇们则是对于自身伟大前途的危害。他们有着动物般的生存本能，认定既定秩序对自身是最有利的选择，而同时，他们也心安理得。

显然，审判苏格拉底是既存秩序与知识（杠精）的一次交锋，知识（杠精）的本性是对现实的批判，揭示既定秩序的虚假性和有限性。对一切既定秩序而言，真正的思想乃是一种威胁。不仅权力者本身可能把思想当作威胁，而且怯懦的民众（安涅托斯们），也把思想家（杠精）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罪魁祸首。

那么，如果我们再去看这只苍蝇的徒弟的所作所为，似乎一切变得更合理了些：出身雅典望族的柏拉图，年轻时就曾渴望赢得荣耀，他希望自己一成年就“立刻投身于全国性的事务”，但终其一生在他自己的“荣耀”意义上却并没有多大作为。

众所周知，“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代号和指称。而我们在苍蝇的意义上，必须从“知识和统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哲学王”。“哲学王”意味着反对政治，要求把现实政治的经验基础——建立在暴力及威胁利诱之上的权力的自然的“合理性”——抽空，而知识在自身所在之处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也就是说，政治理论不仅局限在对具体政治策略的思考，而且是对政治本身、政治之正义和善的沉思，它要求人的理性指导政治活动，而不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故而，“哲学王”不要求立足于权力本身，相反，它是要将政治的重心从所谓的经验政治转移到政治知识，要求政治家把眼光投向真理世界和理念世界，而不是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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